《凤凰周刊》:媒体的第三条道路

对于社会舆论的主要载体–公共传媒的角色和功用,有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最为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媒体应该是政府或执政党的喉舌,“笔杆子”只能为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和整合服务;另一种观点认为媒体作为另一种社会力量(西方所谓“第四种权力”)的主要载体,必须将对政府及政治权力的监督放在首位,媒体只有作为政府的天敌存在,社会力量对比才可能实现均衡。

显然,前一种是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后一种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观点。两种说法分别侧重于一端,在理论上都有其片面性,在实践中必然表现出各自的不适应性。

将媒体纯粹视作政府、执政党喉舌,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作了多年实验。实践证明,只有在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得到民众自觉认同时,媒体的喉舌作用才能达到理想效果。换言之,只有在全社会已经整合于某种国家意识形态之下时,媒体作为喉舌才能起到强化整合的作用。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已经大幅衰弱的情况下,政府严密控制媒体最多只能起到垄断信息、摒除不利信息的作用,很难对社会的精神整合有所帮助。在全球化信息时代,媒体对信息的过滤作用也在不断弱化,可以说是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此时此境,社会需要新的整合方式和手段;抱残守缺,死抠住媒体的喉舌性不放,只会断送建立新的整合机制的时机和机会。

如果媒体纯粹作为政府的对立面存在、以监视政治权力为己任,一方面,这种媒体在中国当前的土壤下难以持续生长;另一方面,在政权体制暂时还难以作出大的变动、社会积压了多种尖锐矛盾的条件下,此类媒体将扮演激化民间与政府对立、分裂社会的反整合角色。这种角色,在与外部相对隔绝的农业社会或工业化早期负面效应还不怎么突出,但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时代,对内部整合的破坏就是对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破坏。媒体在加剧社会对立冲突的同时如果不能为社会找到另一种粘合剂,它就只是纯粹的破坏者,其所作所为最终会令亲者痛仇者快。

因此,上述两种对媒体的角色定位都失之偏颇。实际上,媒体可以同时作为政府的喉舌及监督者以双重身份存在,同时还可以担负其它的角色功能,例如反映其它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声音。媒体的本位角色应该是中性的、客观的,不带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超越于局部利益。媒体的作用应该是工具性的,即仅为各种不同观点、不同利益的表达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尽可能使各种观点、利益能够在言论层面上平等竞争,使受众能够兼听则明。因此,媒体不应该成为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种利益、任何一门学说的专属之物,它应该尽可能成为尽可能多的群体、利益和观点的表达工具;它应该平等对待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与政府利益相冲突的社会群体;平等为各种观点提供表达机会,既包括自由主义,也包括民族主义或权威主义。只有这样,舆论才能有助于将社会内部的相互伤害降至最低,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才能在减少相互伤害的前提下趋向磨合,在逐渐磨合中形成新的整合基础,找到新的整合方式和手段。

这才是媒体的本来面目,但在意识形态化泛滥的今天,许多东西的本色都已模糊不清,而被代之以特殊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针对现状而言,以上描述可以称之为媒体的第三种功能、第三种生存状态、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既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于媒体自身在具体约束条件下的持续生存和发展(换一个环境,倾向鲜明、极端,可能是媒体获得“超常规”快速发展的良策,但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需要其它方面的平衡性、中和性设置),又符合媒体价值超然的本色。尤其在外部竞争激烈的条件下,它能够兼顾内外,使媒体效用能够最大程度地有利于社会整体及其中的每个个体。

这才是媒体的本份,这才是本来的媒体。

–原载《凤凰周刊》2004年第30期  作者:魏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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