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自由引导人民——中国美术学院的77、78级

我们不能孤立地看“85新潮”,它的上文就是以77、78级油画班为代表的叛逆精神


77级最“刺头”的林琳,因作品《席方平》被校方开除。
1991年,林琳在美国被黑人枪杀,浙美院长宣布他为“最有才华的高材生”。


《灯下》耿建翌


《冬天的草原》 张克端

    1956年11月,郑胜天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上学,有一天,周恩来来到大礼堂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们把这个学校改名叫浙江美术学院好不好啊?”
    学生们异口同声:“不好!”
    周总理有点尴尬,停了一下:“我看……还是叫‘浙江美院’吧。”
    五十多年后,郑胜天回忆起这件事说:“国字头多好听啊,变成浙江的,就成了地方的了。”
    后来,“浙江美术学院”的牌子一直被挂到1993年,美院师生一直都没忘争取“国字头”。
    美院的人从不认为自己是杭州人,这里的人第一讲普通话,第二讲四川话,然后是上海话。“上海话都不太行,你要是讲杭州话是会被人看不起的,简直就是在学校里面打工的工友。”郑胜天说。
    1993年,“浙美”终于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这是学院建院八十年来第五次更名。如果从1928年林风眠在蔡元培支持下创办的“国立艺术院”算起,中国美术学院今年整八十岁。

                                                                   
重生?就要那批书
    郑胜天在美院住了21年,从1958年油画系毕业留校任教到1979年赴美国进修,期间他亲手招进来“文革”之后的第一批77级、78级的学生,其中包括现在最知名的艺术家之一黄永砯、现任院长许江、副院长曹意强等。
    1958年,郑胜天从油画系毕业,留校任教,其间学校经历了反右、“文革”,还在1969年与时俱进地改名“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十年“文革”中,郑胜天几乎没有教过课,全校师生都停课闹革命去了。
    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十年压抑,闸门始开,年轻学生们像潮水一样涌来。邮局送来整卡车的学生资料,每人的成绩单、简历跟作品都放在一个大信封里,材料堆满了教室,老师们蹲在地上选。上万人报名,最后录取了77级78级两届120个人。
    郑胜天也每天蹲在地上选:“当时我们手里不知道漏掉了多少有才能的学生,埋没是没有办法的。”当时方力钧也是考生之一,考了几次都没考上,后来去了中央美院。
    那一年对于美院和现任院长许江来说都是重生:“很多右派老教授开始走上岗位,老院长莫朴先生自己就是右派,刚刚摘掉帽子就走上岗位。”
    现在的杭州西湖畔南山路密布酒吧、茶楼、画廊,有国内环境最好的星巴克和哈根达斯,中国美院的大门对着灯红酒绿;但30年前,这里就是一条空荡荡的大街,只有一个铺子卖大饼油条。
    跟现在营养过剩的艺术环境相比,那些“大饼油条”——不,还有那批进口艺术书——养育了一代在“文革”中艺术素养严重贫血的学生。
    国美现任院长许江是78级油画系学生,也是像啃大饼油条那样啃着国美著名的“进口图书”长大的一代。
    郑胜天回忆起那批进口图书的事情,用了“呕心沥血”来形容:当时惟一拥有进口图书权的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每年都办大型的外文书刊展览,之前他们跟各个高校通气,比如跟医学院商量,进口一批医学的书做展览,展览之后全部卖给学校,既保证赚钱又不用担风险。1979年办的艺术类书展的合作院校就是浙江美院。
    主管外事的副院长王德威选了3个英文基础好的老师赶到北京。郑胜天就是这3个中的一个,这批书究竟耗资多少,郑胜天已经不记得具体数字了,他只记得当时在北京文化部招待所熬了整一个星期来选书。
    后来由于选书过多,美院出版社编辑司徒强心脏病发,回到杭州就去世了——呕心沥血不单是一个形容词。
    这批进口书终于被运到了美院,被摆在橱窗里,得有资历的老师戴着手套才能翻,而且每天不能多翻。
    据说为了买这批书,院方卖掉了一辆轿车。“其实当时学校有一辆用了很多年的车,可以继续用,也可以正常报废,卖掉之后填补一点买书的钱,确有其事。不过这个车不是校长的车,数目也不如传说中那么大。”郑胜天说,但“浙美领导卖轿车换图书”还是传成了经典段子,浙美一下子变成了美术学子念念在慈的圣地。“你现在跟那些77、78年的学生去谈,他们肯定会告诉你他们是冲着这批书来考的,来了之后这批书确实对他们影响很大。现在一批在国际上很有名气的画家像黄永砯、国内的王广义、张培力他们都会说,他们学到的东西都是从当时的图书资料里面得来的,毕竟当时出国的机会还是很少的。”郑胜天说。
    这批珍贵的启蒙食粮,在这次建院八十周年展览上被放到了一个显眼的位置。

                                             
反复?枪击“最有才华的”
    77级入校后面临的环境百废待兴又处处掣肘。
    一方面恢复高考激发的生命力加上学院良好的教学环境,让学生们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77级油画系的查立给同学朱叶青写信,回忆当年用三洋录音机第一次听贝多芬交响乐,第一次看西方电影《007:来自俄国的爱情》,第一次花了大价钱买可口可乐,喝完觉得味道像咳嗽药一样。
    但“文革”的阴影和政策上的限制依旧存在。第一堂素描课上,满心希望能画大卫、画凯旋门的学生兴冲冲进教室,看到老师把古希腊石膏像换成一个鸡蛋一样没轮廓的东方女孩石膏像,因为规定入美院的第一幅作品,必须画中国人,不能画外国人。色彩课上,模特穿黄衣服就必须画成黄的,如果画成红色,就是形式主义,虽然不是“文革”时期正面人物肱二头肌一定要比脑袋大的“红光亮”,但只许写实,不许变形夸张,主题上只许歌颂,不许揭露批判。
    77级最“刺头”的学生叫林琳。79级的王广义回忆自己入学时,林琳是个传说中的人物,“可以把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画成变体”,大一的王广义没法进入高年级的工作室,托人说好话,才见到这幅画,“有点像立体派与野兽派综合的那种”。
    郑胜天回忆说,在老师眼里,林琳首先是一个“坏学生”。
    美术学院的例行课程采风,林琳去了淮北农村,之前学校明确要求“画社会主义新面貌”。淮北地区一直是重灾区,三年自然灾害饿殍遍地。当地老百姓只记得家里的人没饭吃饿死,对下乡的学生也不会讲新社会的福,而是诉苦。林琳忠实地把这些放在自己的画里面,画面死寂、色调灰暗。
    林琳的毕业创作画了上海阁楼,色调一如既往地灰暗,画风像马蒂斯跟毕加索,人物变形,名字却叫《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同级的同学朱叶青在文章里回忆,林琳当场被老师赶出了教室。他就把这幅画拿到教室外的楼道里画、搬到宿舍里画,搬到大家都能看见的顶楼平台上去画,就是为了表明绝不妥协的姿态。
    1982年初,77级毕业前二十八天,林琳被开除。他扛着自己的作品沿着南山路向涌金门方向走去,坐火车回到故乡上海。
    林琳跟当时的助教和班主任发生争吵,并拒绝道歉,一夜之间开除公告就贴了出来。
    但是同班同学认定导火索是一幅名为《席方平》的作品,在这次八十年校庆展览上公开展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赴冥府为父亲伸冤:滚火床、下油锅、被锯成两半。林琳画的是被锯成两半的席方平,大锯穿心,表情狰狞,血流遍地,典型的马蒂斯野兽派风格,视觉刺激强烈。
    同期被开除的还有查立,大三时独立翻译康定斯基的《论艺术的精神》,他当时的罪名是“有系统、有理论地反对马列主义”,因为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政治课老师,质疑政治课是否可以澄清一些学生迷惑的问题,是否应该把马克思放在一个科学公正的历史高度来讨论,比如“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的“需”该如何科学地界定。
    1991年,林琳在美国被黑人枪杀,当时的浙美院长才第一次在全院公开大会上宣布“林琳是浙江美术学院最有才华的高材生”。
    郑胜天将当年称为“一个很复杂的过渡时期”:“对于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上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已经相当开放了,但是作为老师,既希望学生有发展,却也不能百分之百做违背政策的东西,不是说整个学校一直是对学生很压制。”有的学生聪明一点,既不按照学校的要求做,也不明确表示反抗,“比如黄永砯,在老师的面前他就不说话,你也弄不清楚他在想什么,但是林琳就有点冲劲,他就跟老师顶嘴,被老师汇报到院里去。”
    当时开除林琳的那个老师,是系主任,他是在学校里从反右到“文革”受到的迫害最大的一个老师。“可是他自己出来了,当了领导,就不能容忍年轻一代太出格,这里有很多很复杂的思想、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郑胜天说。
    其间恰逢“反精神污染运动”,77级、78级的浙美学生受到波及,除了被开除的林琳等人,其他所有的学生全部分配到边远的小城市去做美术教师。
    郑胜天至今仍觉心痛:“我当时在国外,我爱人是他们的班主任,当时这些学生很多都分到边远的小城市去做美术教师,不是大城市的美术院校,分到什么县级的师范专科学校等等。这是那两年的一个反复。”

                                                        
转折?别撕了,送给我吧
    1981年到1983年,郑胜天一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做访问学者,给对中国一无所知的美国人介绍“红色中国”,他亲手迎接入校的77级、78级学生,没能亲手送走。
    等他回来之后,“反精神污染运动”告一段落,但这两级学生的分配结局已经无法挽回,他们在入校的时候经历了潘天寿、吴茀之、倪贻德、肖传玖等死于“文革”迫害的名师追悼会,离开学校之后如蒲公英般各自奔天涯。与此同时,《美术》杂志刊发了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的陈丹青作品《西藏组图》和四川美院罗中立的《父亲》,随后杂志主编何溶和责任编辑栗宪庭因为《父亲》“污蔑了农民形象”而被调职。
    查立被开除之后两个月突然接到美院通知,说当时文化部下令,77级作为“文革”之后第一届学生,一定要做好分配工作,一个不能落。学校给了查立两个选择,四川永川或者甘肃兰州。过了几天,他自己找了一个机会去安徽阜阳师范学院,因为那里偏远、贫穷,没有人愿意过去,尽管查立没有拿到毕业证书,那里还是接收了他。
    在阜阳师院熬了4年,查立决定出国,1985年夏天,他回到浙江美院办成绩单,在操场上遇到了同样来办成绩单申请出国的林琳,互相比对了一下成绩单:大部分是三分,也有不及格跟空白。
    当年查立去了英国,林琳去了美国。1991年二人在纽约见了一次面,等查立回到芝加哥,接到校友徐进的电话,说林琳在街头被黑人枪杀,起因是林琳在纽约时代广场画画,来了几个黑人把吃剩的鸡骨头丢在其他画家头上,林琳的妻子把可乐泼向黑人,林琳也追上去理论、口角、厮打。两三分钟后其中一个人折返,一语未发,一枪打中林琳的心脏。
    因为没有谋杀动机,这个来自布鲁克林区的21岁的黑人以伤害罪入狱,7年后获释。1991年9月14日的《参考消息》转载《纽约时报》的文章,标题为《中国旅美艺术家的梦想已化为泡影》。
    查立也没有继续从事美术,先做广告,再搞电脑,接着从事IT行业,做金融,都是当时最赚钱的事情,现在做风险投资跟收购。这次八十年院庆,他也来见了已经在加拿大做策展人的郑胜天。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查立是当时班上“脑子最活跃的学生,即便没有成为国际知名的艺术家,他也是非常优秀的”。
    另一个闹得最厉害,但是没林琳那么张扬的学生是黄永砯,他毕业之后去了厦门教书,毕业前他跟全班说了一句话:“十年以后,我们再见!”不出三年他就发起了“厦门达达”——摆开阵仗,烧了一大堆自己的画。
    郑胜天看来,这事情发生在黄永砯来说并不稀奇,他毕业的时候就在宿舍里面撕画,将四年来的学校作业全都撕掉。同宿舍的管建新说“别撕了,我喜欢,送给我吧”,才留下两张嵊州海岛写生作品。

                                   
聚焦?卡夫卡的荒诞
    1985年,郑胜天带的81级学生面临毕业。这一批毕业作品又一次引起争议。其中一幅作品《灯下》画的是两个年轻人坐在灯光下,线条简洁、色彩幽暗。还有一件雕塑作品《冬天的草原》,马瘦人也瘦,缩着脖子,很凄凉。
    这批作品引起学校里面保守老师的激烈辩论。浙美为此特地召开一次中层干部讨论会,会上很多人发难,社会主义学校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东西出现?过去的主题创作,一直到1980年代,都要革命、要欢乐,你怎么能画这样的东西?马也瘦人也冷,这个不是丑化社会主义吗?郑胜天为此特地写了篇文章《并非对创作的讨论》,他觉得这批学生挺好,作为“文革”后的一代,他们的精神正面,值得肯定;至于作品,你们喜欢不喜欢这个是一个艺术问题。
    在这样的艰难反复中,迎来了中国美术的“85新潮”——中国当代艺术的起源。
    “这几年,大家在梳理‘85新潮’的代表人物,有五分之四或者四分之三出自‘国美’。我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能孤立地看‘85新潮’,要看它的上文。它的上文就是以77级油画班为代表的叛逆精神,这个学院的叛逆精神背后实际上是时代的必然产物。”许江说。
    许江认为,只要一开国门,西方的百年艺术一进来,一定会影响到这一代年轻人,这样一种批判的思想,这样一种犀锐的画风,这样一种重新建立美术与社会关系的指向,那些新的思想一定会吸引这些年轻人。这是一班敏感的、率先使用这些思想的年轻人,他们当中的精英分子,很快就把西方思想资源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思考,形成本土思想。
    当时的《美术》杂志为此派了一个年轻记者到杭州来,写了一篇文章在《美术》杂志发表,浙美又一次被放在全国美术界的聚焦之下。这场辩论、黄永砯的厦门达达、1986年的珠海会议,直到1989年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八五新潮运动达到顶峰。
    “像黄永砯、王广义这些人,是最早读书的一代,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把反思跟批判包孕在其中的一种荒诞精神。类似于卡夫卡的荒诞,而这种荒诞又恰恰最符合当时的年代。”许江回忆,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系统地介绍西方的学术了,比方说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秩序感》,卡尔·波普的《科学哲学》,还有一批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胡塞尔的书。
    这些书已经不再是局限于本专业的“大饼油条”了,“这些书虽然不是艺评家的手笔,但是这批纯粹的学者的介绍,却为这帮起义的奴隶盗取了军火。”许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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