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风:道德神圣化——中国人好斗的根源 兼谈“范跑跑”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也曾心意沉沉,相逢是苦是甜?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每当听到这首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歌,心底总会涌起一种悲凉。

平平安安活着,这个人生最基本的保障,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里竟然会成为一种“渴望”,甚至是奢求。怎能不令人感伤?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倒霉时喝凉水都能硌了牙。这听起来匪夷所思,却是数千年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常态。你说那范喜良想好好讨个老婆安生过小日子吧?能被官府绑了去修长城到死;你想读点书写写字吧?一不留神能遭了文字狱;你生在哪个家族里自己并无法选择吧?天晓得哪天三姑爷四姥姥得罪了皇帝老儿,就能被株连了九族一起杀头。

时光转到了20世纪,先是几十年兵荒马乱,后是二十几年政治运动。读书人听号召讲了几句真话,能被“阳谋 ”引蛇出洞戴上“右派”帽子遭专政;老太太“恭请”一张领袖塑像,一不留神掉地碎了,就能成“现行反革命”;爱美女人烫头发,能被骂成破鞋;小伙子追求时尚裤腿窄了点,能被当做流氓捉住剪了裤子。时光又转到21世纪,终于自由了点,可又大地震了,你还不能逃命;即使逃命了你还不能说应该逃命。范美忠这厮不识好歹地说了,这不,教师也当不成了,人也快被“道德他律”蔫了。

细细想,中国人为何“平安”还得“渴望”?原来,草民活着原本就是有罪的。没整你,是你的造化;整你,是应该的,算你不走运!你只能期盼被整时下手轻点,好孬饶得性命。然后可以磕头谢不杀之恩。尤其可叹的是,整你的不一定是官府,草民整草民才是中国特色。难怪国人在世界上一直享有“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就是虫”的美誉。因为中国人历来偏爱人斗人、人整人的生存环境,正如伟大领袖早就说过的:“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一个“斗”字,精辟概括了中国人所有个体尊严的基础。

再细细想,国人为何“好斗”呢?撇开制度性因素,原来“斗”都是以道德是非的判断为基础的。儒家思想两千年一以贯之,道德至上、以德治国。道德被神化泛化了。道德圣人们总是不恰当地抬高国民道德标准,将极少数人在特定情形下才能做到的某种“崇高”,当作所有普通人的做人标准。作为草民,你不当“英雄”、“ 模范”的话,就只能自卑、无助地对统治者唯唯诺诺,并且整天看着周围人群的脸色苟活着。好人一生平安一定很难,因为你想不伤害别人地活着也是原罪。

当代社会又如何呢?道德一元化、神圣化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权力为了配合“圣贤”制造工程,甚至从不惜通过造假将一个个道德“完人”、“圣人”推到国民面前。小刘胡兰面对铡刀不惧生死,于是怕死的孩子都成了懦夫;邱少云烧死也不动弹,于是生死关头自救的人都是逃兵;谭千秋地震中趴在学生身上死去了,那先逃生的老师都是孬种。

客观考究这种道德的圣人般崇高,其实生存在社会下层的草民们是无法普遍做到的。因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寒冬腊月,你让叫花子都主动捐出身上仅有的一件破棉袄,能成吗?英雄、圣人只能是少数,多数人争当英雄、圣贤必定虚伪。于是,几乎所有人都只能选择戴上道德面具,在生活中装x。要想装得轻松自然、装得真切,那只有不断地谴责不道德的“小人”,以此向别人表白自己的崇高。装x是不需要验证的和一时无法验证的,不装X的真太傻了。你不斗人,正说明你不高尚;你不斗人,必然会有人来斗你。这种生存环境下,人怎么能不做两面人?人怎么可能不斗人呢?好人一生实在难得平安,因为装“好人”太容易,而且可以品味高尚的欣悦,做“好人”却太难啦。

回到范美忠问题上来看:

首先,许多人混淆了两种状况:一是灾难发生瞬间的自救,一是灾难发生时以及发生后的责任。

这两种状况,其实是应该做出不同道德评价的两码事。前者是绝大多数人的逃生自救的本能行为;后者才是需要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做出主动性选择的社会行为。比如:师生同乘的一辆客车或一艘渡轮突然倾覆,作为教师,能不能、该不该先爬出来逃生,然后再设法救学生?答案是肯定的。不妨客观考证一下512大地震重灾区所有公务员、军人、警察、教师的瞬时行为。跑,是绝大部分人在第一时间内的行为选择。成功逃生的人不是后来有不少成为抗震救灾英模吗?而虚伪的道德判断却认为:只要有一个学生没获得逃生,老师就不能逃生。这种道德要求显然是违反常伦的。反过来想,假如连教师自己都没获得逃生,他又怎么能有效地救学生呢?所以,危急时刻逃生保全自己是应该大力培训和提倡的。本能的自救行为不仅不该遭受谴责,而且应当鼓励。职业道德和责任不可以与鼓励灾难自救行为相悖。假如公务员逃生后不立即投入救灾组织工作,警察军人逃生后放弃岗位职责跑回家,教师逃生后不组织抢救学生,这才是应当谴责的卑鄙行为。

其二,正常的人道的现代文明社会,高尚或卑鄙的道德评价并不是二元状态。

道德意义上的高尚和无耻之间,总是存在着中间常态,这种中间常态才是国民社会道德状态的主体。绝大多数人的普遍行为,既不那么崇高,也不见得卑鄙。做不到高尚,你就是卑鄙小人;既然是卑鄙小人,那你就去死吧。这是许多人在“范跑跑”一事上得道德判定方法。

有人落水了,奋不顾身跳水救人者只会是少数人,兴高采烈地看者落水者溺毙的也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都是带着某种同情和期待在岸边观望,倘若需要则会帮着出谋划策。你毫无权利和理由谴责甚至处罚观望者。敬仰和倡导高尚无私行为,尊重和宽容既不高尚也不卑鄙的利己行为,鄙视和抨击损人利己的卑鄙行为,这才是“好人一生平安”的社会必然。绝大多数人的普遍行为都受到尊重和宽容了,好斗好装x的人、将道德判断强加于人的行为,则会被认为不道德。这种社会环境下,人与人还之间,还会时刻惦记着你争我斗吗?

其三,文明社会,人人应当平等,但各阶层的道德标准并不相同。

责、权、利对等,是民主社会的重要社会关系原则。职业分工不同,从社会获得权益、资源、信赖、荣誉不同,肩负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也就不同。开放多元的民主社会,自然赋予了公权人物、公众人物比常人更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不同职业岗位的人,也肩负着不同的职业道德义务。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的统治者从来都回避人人权利的平等,却一贯坚持“社会义务均等”。“八荣八耻”究竟应该是国家公职人员的道德基点,还是下岗低保户的行为准则?在这种“道德一律”、义务均等意识的驱使下,一种悖论便自然产生出来:应当成为道德楷模的社会阶层的道德准则被压得越来越低,无需充当道德楷模的草民的道德准则被拉得越来越高。这恐怕就是许多年来,英雄模范越树越多,社会道德却日渐沦丧的主要原因。

我们不妨做个调查,如今公务员、各级领导成为“劳模”、“ 先进”的比例有多大?越来越多的官员,只要不贪污、不腐化、不恣意妄为,按章履责就可以成为英模。身为某地公安局长的XXX,因车祸身亡。该局长虽不是司机,但不可能不知道座驾当时严重超速违法,其领导责任是显然的。然而曾经率部打击黑社会等“事迹”竟让该局长成了举国讴歌的英雄。不禁要问:打黑本来就是公安的份内职责,假如公安局长不打黑,那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假如履职打黑就能让公安局长成为英雄,那么,不制造销售有毒食品的企业家、没建造豆腐渣工程的建筑商、马路扫得干净的环卫工人、从不抢劫偷盗强奸的国民为何就不能成为英雄事迹呢?

话说到此,该下结语了。撩起你的面纱来,轻松坦荡地做个“小人”吧。只有范美忠这样的“小人”也被公认为“好人”时,好人才能一生平安!

2009.1.4首发于凯迪 猫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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