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悍马心理学

  在得知悍马即将被中国民营企业收购之后,前动作片明星、现加州州长施瓦辛格潸然泪下。他说:“我一直都是悍马的忠实‘粉丝’,但我知道,我们必须放弃使用高污染和高耗油的车。”

  但中国的新贵们并不这么看,拥有悍马已成为他们新的身份象征。腾中重工总经理杨毅说:“该品牌象征冒险、自由和愉悦,我们将继续这一传统。”

  悍马还是病马,这取决于你的财富积累程度与国民进化程度。对部分有钱人来说,它是财富与奢华的终极象征;对批评家来说,它是油价飞涨和房产泡沫破灭之前美国无节制消费的缩影。就像如何对待甲型H1N1病毒一样,没有人希望中国人重蹈美国人覆辙。

  中国人心中的18种“悍马”

  更高、更快、更强,早已被最高、最快、最强代替;大国正在崛起,城市争做金融中心,企业争相晋升世界500强;对西方流行概念采取“拿来主义”,人人渴求变身成功人士,大牌LOGO大行其道——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悍马病”。

  中国准备好了吗?

  大国心理: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电冰箱、帽子和玩具就是大国,大国就要有大目标、大抱负,就是要“领导世界”,做大国中的大国。

  2009年1月,国家统计局将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修正为13%,GDP为25.73万亿元,这意味着,2007年中国就已经超越德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高盛预计,中国经济将在2040年左右超过美国。经济学人智库则从购买力平价角度出发,预计中国将在2017年超过美国。

  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近5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迅猛增长,国际舆论日益关注中国,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渐渐被“中国崛起论”替代。在这样的语境下,中国人开始变得自信起来,“大国”的提法不仅为政界、学界所关注,也成为普通百姓的热门话题,当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06年11月电视片《大国崛起》在央视的热播。

  与其说人们关注的是这部片子所揭示的所谓大国崛起的规律,还不如说它的内在诉求得到了共鸣:大国即将崛起,你准备好了吗?《大国崛起》播出后一个月,王小东在《中国青年报》撰文称“中国人该有大国视野了”,认为:“若是历史再一次将大国使命赋予中国,就算是挑战,我们也必须担起来。”北京的二环路上,也树起了“盛世中国”的大广告牌。

  两年后,王小东写了话题书《中国不高兴》。《中国不高兴》的基本判断是,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一定要有大目标、大抱负,“再不建立大目标,就没机会了”——仿佛跨出去,中国就是大国中的大国了。

  “难道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电冰箱、帽子、玩具就是大国吗?”传媒人许知远这样质疑。比较理性的判断应该是,中国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回到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话题上,中国的GDP总量是超过了德国,不过有一个数据人们自动忽略了: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排世界第132位。 (文/谭山山)

  堰塞湖上的中国

  大坝心理:资源匮乏,没什么比修建大坝更能体现强悍的国家意志、组织力量和人定胜天的坚强决心。

  中国不但有一个会员数目庞大的“中国大坝协会”,还有关于大坝的一批世界级数字:已建、在建大坝数量,水电装机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三峡大坝装机容量世界第一……

  放卫星放嗨的上世纪50年代,中国有了“南水北调”的构思:从长江上、中、下游调水,以适应西北、华北各地的发展需要,分东、中、西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相互联接,构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系统格局。此工程如若完成,简直比造物主还伟大:造物主尚且造不出资源分配如此得当的地球,我们却能动个整形外科手术解决这些问题。

  几十年来,几百亿财力和几千万人力被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划眼皮”运动中,新闻工作者每年奔赴黄河长江沿岸报道新的大坝们的诞生。我们在做一项史无前例的工作,力图改变世界面积第三大国家的地形,为万世后人所称颂。

  于是,上千万年的三峡风光连带白居易的题字被淹了——既然前者都不可怜惜,后者又有什么用;上百年的原住民哭着喊着被迁走了——动迁组说他们会在别的城市享受到大坝落成后带来的生活便利;无法计算年份的生物物种濒危了、灭绝了——除非中华鲟、鳗鲡、刀鱼、松鱼、鲈鱼乃至河豚学会像金鱼一样在鱼缸里生存。

  我们的大坝动辄上百米,装机量过千万瓦,再造一座必更高更大。河面上的大坝们叠影重重,看似任人摆布,实则报复连连:地震了,雪灾了,洪涝了,传染病了……堵了这边补那边,开了这厢封那厢。大坝不可以是狂喜,不可以是唯我独尊的控制,不可以是无度索取的工具,好在南水北调暂时停工——说明有人想到了这一点。 (文/陈非)

  爱国主义试验品?

  大飞机心理:大国必须要有原子弹,要有大型火箭和人造卫星,要有“神六”、“神七”,还要有大飞机。

  中国已经能够造出大型火箭、载人飞船和人造卫星,“神五”、“神六”、“神七”成功地把航天员送上太空并完成太空行走,接下来,中国人要造的是国产大飞机。

  大飞机项目2007年立项,2008年5月随着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正式启动。2009年4月,大飞机首个型号C919已经完成初步设计方案,计划在2014年进行首飞,2016年交付航线使用。

  在论述国产大飞机的意义时,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的一句话常常被提及:“在中国,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空客A380。”中国不能永远做劳动力输出大国,而大飞机制造业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列为知识经济产业首位,目前只有美国、俄罗斯、欧盟能够制造,进军这个行业,即使不考虑市场前景,也有着提振国民自信心的意义。所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这样评价:“如果中国研制成功大飞机,对振奋民族精神的意义不亚于‘两弹一星’,不亚于载人航天飞机。”

  不是没有争议的声音。学者薛涌在《中国造大飞机没有市场优势》一文中说,与其做大飞机的梦,政府还不如提供优惠的政策,引导民间企业在高速铁路方面竞争。不过在压倒性的舆论之下,这样的声音被视为书生之见,大飞机项目作为“4万亿”投资规划的重头戏之一,已然如火如荼地展开。根据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公布的数字,头3到5年将投入600亿元,到大飞机最终投放市场,相关总体投入将达2000万元。

  而首型国产大飞机命名为C型,是有特别涵义的:既是“China”的首字母,还有着要跟Airbus(空中客车公司)和Boeing(波音公司)分庭抗礼、在国际大型客机制造业中形成ABC并立格局的雄心。

  (文/谭山山)

  不是一天建成的

  大学城心理:大学连成一片,方可见此地重视文化之决心、人文之鼎盛、学术氛围之浓厚和教育水准之高。

  国外的大学城有两种,一是英国牛津、剑桥这种自然形成的,二是美国密苏里、日本筑波这种规划构建的。无论哪一种,都用了较长时间完善设施、聚集人气,大学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而在中国,从2000年廊坊东方大学城开始,兴建像城市那么大的大学城成为全国流行。广州大学城、上海松江大学城、重庆市大学城、厦门集美大学城、甘肃榆中大学城……不仅要建,而且要大,在这种思路下,南京仙林大学城的规划面积竟然高达70平方公里。这些巨无霸占用了不少耕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生态。

  那些从高中进入大学城的学生,被剥夺了在有传统、有故事的校园开始大学生涯的权利。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只是进行了一次分班、住校的高四生,与老师、高年级学生之间的联系被割断。表面上,学生远离城市的喧嚣和躁动,可以专注于学业,但事实上,学生们只是将与社会接触磨合的时间又向后推了一些。将来他们势必要融入城市,而在大学城成长的他们,要比别人多付出一些成本。

  表面上,大学城的存在增加了高校的学位容量,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上大学,但事实上,学生多了,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却常常跟不上扩招的脚步。校本部的老师奔波在来去大学城的路上,既影响教学质量,又没有时间跟学生做更多交流。大学城的老师生活也不方便,还要为子女上学发愁,广州大学城直到今年6月才规划了第一个幼儿园。

  与大学城相伴相生的,还有征地纠纷、环境保护和十数亿计的巨额贷款问题。廊坊东方大学城负债20亿,大门口多次被讨薪工人围住,新加坡莱佛士教育集团2008年的进驻也未能改变颓势,半数院校撤离大学城。 (文/孙琳琳)

  F1心理:举办过世博会、奥运会,有了F1,有了大满贯,才算真正世界大都市。

  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在1: 8的时候,上海用了3亿美元来造嘉定的F1赛场,气派、宽敞的赛道人称“第二代F1赛场”;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到了1: 6,上赛场仍以每年亏损1亿的姿态气派地存在着。

  没有赛事转播权、没有场地广告和比赛冠名收益,每年上缴3000万美元承办费,这一纸和国际汽联的约定怎么都让人想起不平等条约。但是我们自有小算盘:摩托GP、V8房车赛、A1大奖赛、全国场地汽车锦标赛……这样每年总该够了吧?当然不够,一年52周,这些比赛只占到6周,而即便是最有号召力的F1上海站,练习赛与排位赛的冷清让整个赛场冒着寒气。

  国际汽联也不再给中国人面子。赛程随着一个又一个“上赛场”在亚洲的诞生而不断被压缩,揭幕战、收官战和年中世界锦标赛也无需在这里进行,这只是一场欧洲比赛在你面前上演的海市蜃楼,当地记者无法享受与西方媒体一起进入维修区采访的待遇,车队和车手只要带着微笑到此一游——甚至只是在你跟前留下一道绝尘而去的烟,大把快钱就砸到头上。

  “我们要以F1的速度发展”,是F1码表上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还是每天27万元的亏损速度?是像F1在欧洲这大半个世纪来扎扎实实地渐行渐远,还是在亚洲这10年来攻城略地般的扫钱速度?

  日本人有老资格的F1车队和正式的比赛车手,印度人有钱甩出一支“印度力量”车队,马来西亚人有杨紫琼在维修区出没,中国人在F1里有什么呢?一个被双规的“F1教父”,一个只有几百名注册赛车手——当然只是低级别的比赛——的系统,一个还只能生产或加工出一些自娱自乐中档车的汽车工业,一群为莱科宁还是汉密尔顿英俊大打出手的“车迷”,三个永远搞不清汽车悬挂系统和下压力调教的电视直播解说员,以及闻F1而动结果发现是“F1摩托艇”比赛的观众。 (文/陈非)

   只有歌剧院无歌剧

  歌剧院心理: “歌剧院”就是高雅文化,就是阳春白雪,就是和世界先进文化接轨,就能成文化中心,就能提升城市品位。

  2004年开工的广州歌剧院,最初预计总造价为8.5亿元,到2009年已经追加至13.8亿元;将于今年国庆动工的珠海歌剧院,预计投资10.8亿元;洛阳歌剧院耗资1.3亿元,号称“中西部数一数二”;大庆歌剧院耗资2.7亿元,被誉为“和威尼斯大剧院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湖南的攸县也有名为“东方”的歌剧院,花费500万元改造而成……

  有些城市则愿意取名为“大剧院”。据不完全统计,除上海外,重庆、杭州、宁波、青岛、武汉、太原、绍兴、东莞等城市都新建了大剧院。投资也都属于亿元级别:重庆大剧院近16亿元;青岛大剧院13.5亿元;上海大剧院12亿元;杭州大剧院10亿元;武汉琴台大剧院10亿元;山西大剧院7.9亿元;宁波大剧院6.5亿元;东莞大剧院6亿元;绍兴大剧院3.1亿元。

  名单已经列得太长,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还会不断有城市加入建设大剧院、歌剧院的行列,届时的表述将不再是“哪座城市有了大剧院/歌剧院”,而是“哪座城市还没有大剧院/歌剧院”。而且,这些城市的文化部门官员在谈及本市的大剧院/歌剧院时,口径都惊人地一致:振兴本地文化产业的重要举措,将成为本地的标志性建筑,提升本地文化品位。像洛阳歌剧院,本名是人民会堂,之所以命名为“歌剧院”,为的就是提升城市品位。

  据说洛阳歌剧院的建造是受了刺激的结果,哈萨克斯坦国家剧团本来想到洛阳演《天鹅湖》,听说没有歌剧院就不来了,于是洛阳方面咬咬牙建了这么一个市民觉得超前的歌剧院。但问题是,建了歌剧院,却未必有用武之地。大多数剧院恐怕免不了这样一种局面:一年嗨个一两次,其余时候,倒也还是地标,不过是游人在门前合影留念的地标。

  (文/谭山山)

  炫富还是耍酷

  哈雷心理:和悍马一样,它是中国富豪们最热衷的泡妞玩具、耍酷标签与露富工具。

  哈雷是激情、自由和狂热,是上世纪60年代爱摇滚的嬉皮士,是甲壳虫时期“爱与和平”的代言人,是有双排气管和1000毫升以上排气量的发动机等等的街头改装摩托的鼻祖,是两个轮子的“悍马”。

  跨上哈雷,全身都是文身的年轻人用满不在乎的神情把速度加到四档,事实上,能用比买一辆高级轿车还多的钱来买一部没顶没车窗的车的人,当然要做出这样的姿态。有钱人当然无所谓,锦衣玉食也要包括用航天汽油开摩托这样的奢侈项目;没钱人更无所谓,反正一无所有,不如看上去酷一点。

  酷一点的代价自然是有的:油价飞涨后你如何用97号汽油去伺候它的双缸?市区限排放后你如何能申请到牌照?更重要的是,当嬉皮士们老去,骨质疏松的你如何驾驭这台庞然大物陪老伴去看病?普通人的青年时期情愿用这32万去付房贷首付,待买到自己的哈雷时已年过四十——你看到过40岁还驾着摩托狂奔的嬉皮士么?那只会是老流浪汉被交警拦下的必然结果。

  悍马尚且能上公路,哈雷只能陪林志颖上秀台。悍马大不了用两个停车位,哈雷誓必只能和自行车、助动车停一边。兴冲冲地走进哈雷中国店,销售跟你说的是:这部不能上牌,那部也不能上牌。几十岁的人了还能像小年轻一样盯着几部一比一的模型就血脉贲张吗?先不说离开城市,哈雷能在中国西部乡村如在美国般设置24小时租赁和援助中心与否?我们能和国外哈雷车主俱乐部一样有事没事组个车队上街玩吗?我们买的到底是美国哈雷还是日本哈雷?是一个梦还只是一部普通的摩托?

  只有一点很肯定,当你一个月一次穿着露肌肉小背心,显摆那在西装里闷到雪白的皮肤,甭管你有长发墨镜和手套,你骑的哈雷怎么看都只是改装的贴标货。 (文/陈非)

  在客厅里养鲸鲨

  豪宅心理:人活着是为了成功,为了出人头地,成功人士必须要有大房子大车子,还要有大美女相伴。

  有一个关于山西煤老板的段子:“有人向我推荐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附近的房子,我觉得他们不了解我,你想,我到了北京买房,还要‘望’京,那我还不如在大同买房呢,里外都是个‘望’京!我要买就买‘一环’的房子!以天安门为圆心,用圆规画圆,半径在3公里以内,否则不买!而且要买就买一个单元,均价4万元一平米!我给亲戚朋友也都买了,这样咱在北京没什么熟人也不要紧,好歹能凑四个人打麻将。”这位煤老板开的是奔驰越野,理由是:“这种车油耗高,可以多烧点油,给国家做点贡献。”

  《大腕》那句经典的台词“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在今天仍然适用。传说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豪宅客厅里有一个水族馆,里头养了一头鲸鲨。所以某豪宅广告这样煞有介事地宣称:“确实有人在客厅里养鲸鲨。”

  中国的新晋富人们,还做不到像国外的富人那样通过游艇的长度、赛车发动机的功率等来显示自身财力(在更有钱的人看来这也很暴发户),所以还需要通过豪宅、名车这些标签来武装自己。他们买豪宅,更看重的是它所带来的符号价值——不仅是彰显财富、地位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还跟“上流社会”、“高尚生活”、“至尊享受”这些关键词紧密相联。这也是在楼市低迷之时豪宅销售仍然稳中有升的原因。

  “别墅”听上去不显矜贵,不及“豪宅”有气势。而“豪宅”还不够豪,往往总要加上“顶级”二字。像上海的汤臣一品,为了营造顶级豪宅的气场,就连看房也设置了苛刻的门槛:需预约,且存款在200万以上。它均价每平米11万元,楼书上写着“只献给巅峰世界的杰出人士”,它的销售方希望买家绝对不能用房地产的眼光来看它,而是要把它当作艺术品、收藏品。

  原谅他们吧,他们得先显摆自己有钱,之后才慢慢学会怎么花钱。

  (文/谭山山)

   唯航母方成大国?

  航空母舰心理:大国不仅应有天空霸权,还要有海洋霸权。航母不仅意味着有实质性的发言权,还意味着真真正正的霸权。

  中国人正热盼建造航母,理由是:中国是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唯一没有航母的国家。航母是大国地位和综合国力的象征,如果中国现在建造航母,无疑与目前的大国形象十分匹配。

  还有人说,建造航母也是保卫领海、领空的需要。目前,美国对中国在太平洋和南海的崛起十分忌惮,总在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之间制造军事紧张。不久前又在南海与东南亚国家举行了针对中国的“联合海上战备与训练”军事演习。要保护权益、解决争端,中国必须有航母。

  虽然官方尚未发布建造航母的消息,民间的航母情结却早已酝酿了很久。航母迷不仅主张建造航母,而且有7成人认为应该至少3艘起建。每期《现代舰船》都能收到不少来自航母迷的航母设计方案。军事论坛上,航母设计方案总是能引起讨论,甚至有人把自己设计的航母拿去申请国家专利。为航母征名也是热门话题,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总编辑平可夫透露,中国第一艘航母就叫“北京号”。

  对航母迷来说,中国拥有最强大、最先进的航母,意味着拥有强大的海权。台独、钓鱼岛、东海和南海的石油开采问题让他们憋了一肚子火,他们甚至认为,这些事情一定要靠武力解决才解恨,有了航母,就可以新仇旧恨一起报。这中间,既可以看到爱国主义,也可以看到民族主义情绪,相当一部分人抱着霸权心态期待航母。

  在他们的设想中,航母可以做如下这些事:把钓鱼岛建成补给基地,顺便到日本海示威;在南海诸岛开发出几个大油田来;去大西洋,像美国那样干预世界。

  《中国不高兴》中的霸权主张正是这种心态的宣言——强大的中国应该取代美国领导或称霸世界。这种霸权心态在那些自我膨胀的人中间非常流行,他们增强自信的方式就是幻想有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中国英雄集团四处出击,最终得到自己所不齿的霸权。 (文/孙琳琳)

  光说不练

  环保心理:环保就是先进生产力,就是社会发展趋势,就是我们“未来的贞操”(冯仑语)。

  环保的终极目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一直更好地生存下去。

  但在中国,要做到真正的环保,还缺乏执行力和创意力。国内很多所谓绿色项目只是生搬硬套,根本没有环保效果。比如,有环保标志的家具未必真环保,家具企业每年两次送检的样品,检测部门大都不会监督来源。树下的太阳能路灯基本不亮,雨水收集系统反而藏污纳垢。 “限塑令”后,市民改用价格比塑料袋贵上30倍的无纺布袋去买菜,而环保的意义可能是攒下废电池到社区换一个环保袋,但就连这个环保袋也不一定环保,甚至有专家说,无纺布袋比塑料袋对环境的危害更大。

  目前政府和民间的很多行为,与环保的实质实际上背道而驰。日产9776吨垃圾的广州,实行垃圾分类10年,却没有教会市民如何分类垃圾,2009年只好取消了分类垃圾桶。全世界都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但中国除了推广BRT快速公交和欧Ⅲ标准的环保型公交车,地方各级政府仍然支持人们购买私家车,很多地方还削减销售税或与银行合作,让购车者享受贷款。

  深圳市政府向比亚迪公司采购的双模混合动力环保车也没有实际投入使用,这种车虽然只要使用220伏电源充电,但停车场却很少有电源。出了有充电桩的工厂大门,环保车就玩不转了。

  在国外的大城市,骑自行车是一种很正常的出行选择,而在中国,不少城市对自行车说不,北京的部分街道已禁止自行车通行。即使没有明确的禁行规定,骑自行车上路也是不体面的,路权也得不到保障。

  3年前热议的绿色GDP核算报告,最终未见公布,事实上,这种核算方法在国际上还没有先例,要知道,如果减去环境付出的代价,很多地方的GDP可能是负值。

  在推行环保这件事上,中国还远没有完成观念的转变、法制的健全和产业的转型。 (文/孙琳琳)

  只有中心,没有金融

  金融中心心理:将中国城市比作考生,在所有市长心中,“国际化大都市”就是清华北大,“国际金融中心”则是哈佛牛津。

  大约5年前,“金融街”开始在全国大城市遍地开花。其后却发现,和之前盛行过的开发区热、步行街热和CBD热一样,又是政府为房地产商做嫁衣。

  由于中国制造的世界市场已接近饱和,环境资源也不再容许低级加工制造业,尽管国际金融市场仍处于深度衰退,尽管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还停留在20年前水平,但中国官员们还是发现了金融业——这一据说高附加值、零污染,听上去既国际化又时髦的新兴行业,所以,就像10年前上百个城市号称要建“国际化大都会”一样,数十个城市号称要向纽约伦敦看齐。

  今年,在金融危机深化的大背景下,“金融中心”之争就愈趋激烈:先是国务院3月批复上海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规划;5月北京市长郭金龙也声称:“北京正致力于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接下来是《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获批,深圳寻思着与香港结盟,联手对抗上海;一天之后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福州厦门也伺机上位。

  金融中心不是喊出来的:以最有金融中心潜质的上海来说,17年前推进浦东开发时已喊过类似口号了,但17年过去了,“国际金融中心”还遥遥无期。

  金融中心是自然形成的: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远未与国际接轨,人民币尚且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还未能国际化,又怎么会有“国际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不是一天建成的:英国独立机构ZYenGroup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2009年度报告显示,上海在目前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只排第35位,远远落后于香港的第4位。诚然,上海的硬件建造5年后或许就能达到香港水平,但法制环境、思维模式、企业文化、信息渠道等软实力呢? (文/朱坤)

  新兴国家的阳具政治

  摩天大楼心理:最能体现一个城市经济发达与社会繁荣程度的象征物非摩天大楼莫属:建不成世界最高,也要建“亚洲最高”、“全国最高”、“市内最高”。

  美国《大众机械》杂志于2008年9月选出“未来十大最具特色的摩天大楼”,中国占了4座,预计2013年竣工的上海塔以632米的设计高度高居第一位,紧跟其后的,则是香港国际贸易广场(490米)、广州电视观光塔(454米)和天津中钢国际广场(358米)。

  紧挨着上海塔的,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92米)和金茂大厦(421米)。前者目前仍是上海的第一高度,后者则是曾经的上海第一高度,上海塔落成后,这三兄弟将联袂向世界宣告:看,世界第一摩天大楼群在这里。有数据显示,上海2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达2400多幢,居亚洲第一,两三年前《纽约时报》就已经在报道中说“上海的摩天大楼是纽约的两倍”。

  正如学者朱大可在《摩天大楼的阳具政治》一文中所说:“人们通常以为,‘9•11’对建筑业的最大贡献,就是宣判了垄断资本时代‘大厦主义’的终结,然而建筑师的迟到的觉醒,并不能阻止‘资本政客’的权力爬升狂想。”摩天大楼仍然越盖越多,越盖越高。500米曾经被视为极限高度,但这一极限已经被亚洲国家打破,先是迪拜,现在是上海。人们要的,就是摩天大楼以勃起的阳具的形态拔地而起,征服天空,征服世界。

  而在中国,竞相参与摩天大楼竞赛的,已经不仅仅是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这样的一线城市。如果英国《卫报》2008年8月的报道无误,那么未来20年中国各地将有2万~5万座摩天大楼投入建造。2008年MAD建筑事务所联手11个国际知名建筑事务所设计贵阳花溪CBD城市中心,在先期公布的设计效果图中,有着超炫形态的高楼突兀地矗立在很田园意象的梯田之上,很怪异,很后现代。有人质疑,说“MAD又疯了”,但实际上,疯的不是MAD们,而是各地当政者的野心。 (文/谭山山)

  红地毯春梦

  奥斯卡心理: “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拿了奥斯卡才是好电影。颁奖礼就要有红地毯、闪光灯、晚礼服与露背女明星。

  每年,中国文艺青年都要做一场叫作奥斯卡的春梦。

  奥斯卡最佳服装提名?奥斯卡最佳美术指导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电视机前叹声越多,国家电影局办公室里大石落地声越响亮。

  电影节热爱奥斯卡,因为只有奥斯卡是尊重国家意志的权威电影奖项。戛纳、柏林、威尼斯都不怀好意:小偷小摸的中国电影全跑那儿,黑名单上的导演全在那儿发迹。只有奥斯卡是善解人意的:所有的参赛外语片须由本国政府机构选送。

  那当然,奥斯卡是好莱坞的奥斯卡,确切说,是美国主流电影趣味的奥斯卡。红地毯上走的是布兰妮,镜头里放的是布拉德•皮特。奥斯卡评最佳外语电影奖,那是美国的“世界主义”,吃腻了面包偶尔要来点“异域风情”济世为怀——但且慢,最好,还是美国式的“异域风情”吧。

  抱着“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电影局每年砸着大钱做“中国的奥斯卡”,导演们也不甘示弱,端着大场面、抱着“美国人能不能看懂?”做着“大片”,场面比鸟巢壮观、剧情比肥皂剧荒谬,于是自然,在奥斯卡的命比纸还薄。

  倒是有一次不能说的小得意:《卧虎藏龙》得了最佳外语片奖。几年后,该片导演又上台——最佳导演奖,有人质疑他是美国人,但拿着美国护照好歹也是张中国脸啊,遂成华人大师之名。不想又一年,大师作品全国上映,结果是洁本!

  还是看破吧:柯达剧院要不是摄像机机位摆得好,场面比人民大会堂差远了;如果要爱国主义教育,国产片的观影人次远远超过好莱坞大片;得不到奥斯卡,我们可做几个山寨的——清一色的红地毯、袒胸露背女明星,我们还有“中国奥斯卡”、“动漫奥斯卡”、“杭州房产奥斯卡”、“吉林汽车奥斯卡”……加在一起,足够吓死原版奥斯卡。 (文/陈非)

  老子够威

  奢侈品Logo心理:LV=老子够威。买个大大的带着Logo的奢侈品,不仅宣告了你非凡的财力,也揭示了你非同寻常的品味。

  加拿大女愤青娜奥米•克莱恩写于2000年的著作No Logo刚刚推出了简体中文版,在书中,她这样提醒读者:用高露洁刷出一口雪白的牙齿,给汽车上点壳牌润滑油,穿上耐克运动系列,在肯德基吃一顿快餐,这真是你发自内心想要的生活?这是不是品牌的阴谋,通过各种精巧的手段和设计,填充了你的生活而让你沦陷在品牌之中?因此,她发出了“No Logo”的决绝呼声。

  但在当今的中国,人们才不舍得No Logo,全身心地拥抱Logo还来不及。来自世界奢侈品协会的数字,2009年1月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86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25%,首次超过美国,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国。而在时尚类奢侈品中,最受中国消费者青睐的三大品牌依次是:LV、GUCCI、CHANEL。

  Logo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潮流。人们深信“You are what you wear”,你穿什么就是什么。很多人实际上只听过这些牌子的名字,其余一无所知,却依然崇拜它们,因为它是一种外在评价体系的心理投射。于是,就出现了女孩子身着写着“Y-3 CHANEL”的T恤招摇过市的景象。先别忙着嘲笑人家,这就是目前中国社会的现实:一个既没听过CHANEL也没听过Y-3的人会对这串字母有概念吗?如果不是把LV这样的Logo当作身份、品位的象征,就不会出现满大街不管什么阶层的女士皆挎着一个LV包包的景象——区别只在于,富人用真货,普通人用A货。用A货的人理直气壮,用真货的人反倒不好意思:因为会被人质疑是不是A货。

  于是有人这样变通:买不起真LV,那就DIY,LV那款红白蓝包最容易DIY,你还可以自嘲地把真货上的“LOUIS VUITTON TRUNKS”字样改成“LOUIS VUITTON PUNKS”(punk有“笨蛋”之意)——有反抗精神,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就不会彻底沦为Logo的奴隶。 (文/谭山山)

  中国制造还是中国苦力?

  世界工厂心理:中国人制造的袜子、玩具与计算机鼠标占据了全世界消费市场的80%,“世界工厂”证明了中国人最聪明、最勤力、最能吃苦耐劳。

  上世纪80年代,国际制造业发生了重大变化——“做你做得最好的,其余的让别人去做”,以此为核心理念的国际项目外包模式被欧美企业广泛接受。巨大的市场、低廉的劳力、优惠的政策,种种天时与地利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外包市场。

  近20年,“中国制造”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还吸收了一亿左右的就业人口,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全球制造业最为人熟知的两个短语分别是:Made in China与Intel inside。这代表了产业链条的两端——中国输出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和能源,美国输出收费昂贵的发明、专利与知识产权。中国企业处在“产业链”最低层,是国际经济中的“低端生物”,是不折不扣的苦力。

  赚得微薄血汗钱的同时,“中国制造”在国际范围内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无论是中东欧前苏联地区,还是西欧南欧巴西美国,针对中国商品的抵制与反倾销常要出动政府层面去解决。之前连同样身为廉价货基地的韩国马来西亚人都振振有辞了:我们的货,虽然贵,品质可是刚刚的!

  就像薄熙来所曾经比喻过的,中国每出口一件衬衫只赚0.3美元,8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A380空客飞机,血汗钱来之不易。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经济危机之前,中美两国合作无间、配合默契。但经济危机一来,蜜月不再,美国人再也过不起奢侈的生活,中国制造业的好日子也到头了,沿海工业区就从增长最快的区域直降为增长最慢。

  即便如此,中国劳工还面临着失去饭碗的风险——劳动力更低廉的印度和越南正虎视眈眈。

  中国虽然一直嚷着“产业结构升级”,但在蝇头小利面前,无人付诸行动。危机之下才忙于腾笼换鸟,像现在的珠三角,笼子早腾出了,鸟呢? (文/朱坤)

  只买贵的,不选对的

  天价心理:享受得起国际、豪华、顶级、私家、限量、尊享的天价商品,才是真正有实力的成功人士。

  一斤含超高维生素E的大米60元、一公斤澳洲和牛牛排1280元、一瓶50年茅台25.5万元、一年南京乐教国际幼儿园的学费12万元、一块伯爵18K铂金钻石腕表960万元、一辆劳斯莱斯幻影1888万元、一套“汤臣一品”第三栋11万元/平方米。

  在消费主义时代,人们把消费当作身份建构的重要方式。以价钱定身份,以消费界定社会角色。昆明价值28万元/年的天价家教意味着家长财力雄厚,请得起6个重点中学的教研室主任轮流上门给一个孩子讲课。SOHO中国即将公开招标的天价商铺意味着中标者卖的是高级货色,店门就正对天安门广场。而义乌天价征婚要求相亲对象月薪至少20万,娶了富婆身家亿上加亿。

  在很多人看来,天价就是对价值的肯定,贵意味着好,买得起意味着地位高。富力地产用10.22亿元拍下北京广渠门地块,这一带的地产价值就得到了绝对肯定和拔高。中国当代艺术不断涌现的天价艺术品,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造就了一批天价艺术家,为了与自己的身份相匹配,天价艺术家通常驾驶油耗高、体积大的进口豪华SUV,并在郊外拥有一个巨大的工作室。相应地,收藏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也是一项既有品位又能凸现社会地位的豪举,大头脸绘画通常被挂在堆满欧式家具、古董和名牌电器的豪宅中。

  消费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女明星生孩子必请天价私家产后护理师(其实就是月嫂)、住天价豪华套房、吃天价月子餐,否则与身份不符。房产管理局局长必抽天价香烟,否则显不出实权在握。天价被用以将身份特殊的人从普通人中区分出来,而为了保持这种特殊性,天价的消费者必须不断地追逐下一个天价。 (文/孙琳琳)

  金钱不眠

  投资银行心理:金融业才是更高级产业,高盛大摩才是真正的财富榜样,哪怕它们投机倒把无法无天。

  尽管全世界都认定华尔街的贪婪式投机最终导致了金融海啸,但尚未伤筋动骨的中国金融业,还前仆后继地继续着自己的投行之梦。中信证券差点吞并了贝尔斯登,还好没被这个濒死巨熊拖下水;平安收购了欧洲富通,结果赔了个底掉!至于中金,那是直奔高盛而去的。

  如果是在3年前,你身为高盛或摩根斯坦利雇员,该是何等的光荣!尽管一场金融海啸让华尔街5大投行死了3个,但复苏过后的投资银行仍左右着全球股市、楼市与大宗商品市场的走向。

  相较而言,中国的金融家却几乎有着世界上最轻松的工作:中国的银行们大多数国有或受国家保护,他们坐享利润而几乎不承担任何风险。他们只会被动地买入美国国债,然后静待其贬值。

  有人发出了抄底华尔街或国际金融中心即将东移的言论,但从历史上看,主宰世界金融业长达两个世纪的华尔街多次遭遇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包括1857年和1907年的金融大恐慌、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及1987年的股市“黑色星期一”,而最终都起死回生。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经济体,陆家嘴取代华尔街?请多经历过几次经济危机再说吧。

  但华尔街也在经历自我调整:“更加安全的经营策略、新的混业经营模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将是华尔街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

  你可以嘲笑投资银行的贪婪与投机,但就投资水平而言,他们和中国金融业人员是博士生和小学生的区别。甚至,中国市场上的投机与贪婪一点都不比华尔街的更少:无论是股市坐庄黑幕、房市权钱交易、利益团体勾结经济学家、权贵资本掠夺国民资产,你所能看到和了解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

  据说美国某影业公司正筹拍电影《华尔街》的续集,片名暂定为《金钱不眠》。是啊,金钱不眠,人的贪欲也永远不会休眠。 (文/朱坤)

  做大未必做强

  500强心理:大国崛起就必有世界级企业相伴,经济奇迹必有企业奇迹,做强不如做大,“世界500强”排行榜是中国企业家的一种集体精神图腾。

  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中国是唯一把进入500强作为政府方针的国家。”

  企业成功的标准可能有很多条,但最为中国企业家、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认可的还是做大做强,“世界500强”是美国《财富》杂志的一个排行榜,它以销售额和资本总量为依据对全球企业进行排行,每年10月准时公布。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至今,每年一度的“世界500强”排行榜因此成为了工商界的奥运会,变成了一种图腾,深深地植入中国企业家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到今天,中国已有数十家企业跻身世界500强。但这份名单并不让人欣喜:尽管市值已是世界第一,工行和汇丰还远未在一个层级,沃达丰始终是世界电信业的翘楚,而中国移动不是。至于中石油中石化,谁都明白他们为什么能做大。国有大企业依靠垄断做得再大,也只能是国人之耻。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做大并不意味着做强,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同样可能存在,盲目扩大规模更会导致企业动作变形,在经济低谷时遭遇流动性危机。30年企业发展史不乏如长虹、德隆和碧桂园这样的前车之鉴。2005年,经济学家钟朋荣在评论德隆事件时反思道:“很多企业界的骨子里就是要让自己的企业早早地进入世界500强。看来,500强情结已经给许多企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做得再大如往日的世界第一——通用,如果忘记了行业竞争的残酷性、忽视了立足于市场的永无休止的创新、失去了自我控制成本的管理能力,不也一样黯然破产?

  所以曾以做大为己任的万科地产已悄然变“规模扩张型”为“质量效益型”发展,被视为21世纪互联网企业新希望的阿里巴巴掌门人马云更为直接:“什么叫做大做强,我最讨厌做大。大企业一定要做小,21世纪,越小的企业、越灵活的企业越会成功。” (文/朱坤)

  中国式牛逼学

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中国需要一个词来表达情绪:牛!牛X,牛拜,牛人,Happy 牛 year!

  文/肖锋

  中国人的悍马情结,早已超出新贵阶层的消费需求,象征中国人渴望改变国际地位的焦虑,渴望被国际主流社会认可的焦虑。

  近年国际环保运动的高涨,西方社会形成反悍马风潮,其销量一落千丈。这只“油老虎”却深受新兴市场权贵们的青睐。无论新兴国家或新贵阶层,没有哪个消费符号比悍马更能表征其新晋显赫地位了。必须牛逼一下。然而牛逼的背后是狂躁和心虚。

  被误读的国际化:牛逼原本不是国民性格

  只要一坐进底盘“高人一等”的悍马,轰鸣之中,无论驾驶者矮小与否,都会有一种公开的示威,一种假想的进攻,牛逼感油然而生。

  几十辆悍马呢,沈阳38辆悍马组成的迎亲车队、山西煤老板12辆悍马迎娶儿媳……悍马成了摆阔的专用车。一提奢侈就联想到炫耀性消费,一说炫耀性消费就联想到美国社会学家凡伯伦所谓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这是传媒典型的误读之一。

  中国新贵远非有闲阶级。中国新贵最惧怕的就是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他们远没有达到安然享受财富的境地。问题出在财富的积累方式和社会大环境上。中国新贵除了担心纪检税务部门外,担心的事颇多,甚至和老婆亲热时还惦记着某笔账未收回来,银行款没下来,在欢场打情骂俏时还惦记着搞定某份合同。总之他们最怕在财富竞赛的急行军中掉队。所以中国新贵需要适时牛逼一下,以放松一下紧绷的情绪。

  北大社会学教授郑也夫提出三种人生的境界:舒适,牛逼,刺激。所谓的舒适,基本上是指温饱,相当于马斯洛所指的“生存”需求,是指吃饱穿暖,达到小康。而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就进入牛逼阶段。所谓的牛逼,是指人在生物性上的炫耀感和被承认感,基本上相当于马斯洛所指的“尊重”加上“自我实现”。

  中国古上秉承中庸之道,最不愿出头了,牛逼原本不是国民性格。史上中国富人被查没家产者有之,被满门抄斩者有之,更无出头的胆量、牛逼的冲动了。但国民性格是会变的。就像牛原本属阴性却被转换成雄性象征一样,文化误读是出于某种故意。为什么会用“牛”来形容一个人的傲气,牛本是一种很谦逊温顺的动物呢。牛X,牛拜,牛人,Happy 牛 year!中国人近30年一路“牛”上来,“牛”的历史就是中国人近30年的财富史。有意改造、蓄意误读在所难免。

  轮到悍马了,悍马的雄性象征、力量象征以及美国梦代表正中中国人下怀。如果摩天大楼被视为亚洲新兴国家的阳具,那么悍马何尝不可呢。

  中国人辛苦劳动为美国人提供产品,而美国回赠一些纸片。这是中国新富们推崇的巴菲特大爷说的。这是个有趣的对比,在消费上中国人勤俭节约,美国人大手大脚;在投资上中国人大手大脚,美国人斤斤计较。不是吗,大笔外汇押注美国债券或基金公司,花在购置大飞机大设备上。这回悍马的中国买家似乎又在充当这样的冤大头。

  中国人吃方便面游玩世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西方人指望中国豪客的消费提振他们的经济。中国豪客远不止满足于购物,还想购买西方品牌。好像这才是国际化的捷径,不知道品牌源自文化,文化是无法购得的,西方画片贴不到中国脸之上。更何况悍马这类过气的画片呢。

  显富与隐富:传媒蓄意虚拟富人画像

  真正的中国富人什么样,只能看传媒怎么画。所谓高端杂志极力渲染新贵阶层的奢华生活,其目的是为了拉更多奢侈品广告。富人画像被蓄意炮制出来。

  最近国内高端生活方式杂志《BEST LIFE-香格里拉》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发布报告,勾勒出一幅真实的素描。在这本《792位实业家生活调查》中,83.7%实业家认为贫富差距过大,应减小差距;只有5%认为差距过小,只有一定差距才能激励有才能的人;他们最认可的企业家前三甲是李嘉诚(31.8%)、比尔•盖茨(18.6%)、马云(14.4%);他们每年生活花费50万元以上的只有23.4%;50%的受访者最喜爱的着装风格是“休闲和舒适感”,只有15.5%认为紧跟时尚很重要;这些实业家旅行选择度假酒店入住的是50.9%,大品牌五星酒店14.5%,也有24.2%的受访者仍然选择经济性酒店;他们普遍对自己的慈善捐助效果感到不透明,不太满意的达到64.2%……

  应当承认,中国富人有很多种,粗粗划分一下可分为:1。腐败官员,又称为黑领。2。实业家,靠企业致富,一般比较实在。3。资源性暴发户,不是炒股大户就是矿主,花钱不心疼。4。纨绔子弟,造的钱不是自己挣的。5。金领、海归派、打工皇帝,讲究时尚腔调。

  黑领官员不必多说,传媒屡有曝光。有位“首代”朋友称,你看精品店里某位“大款”对着物品指指点点,“这个,这个,都包起来!”其实后面点头称是忙不迭付款的才是真牌老板。第3类资源性暴发户,以京城红色贵族和山西、唐山、鞍山的矿主为主,前者炒批文和内部消息,后者挖祖宗的矿、绝后代的粮。《BEST LIFE-香格里拉》的记者说,江诗丹顿全球18家专卖店就有一家在鞍山(矿主居多,据说也是国内拥有悍马最多的城市);瑞士表最大的销售地就是东三省,尤其是沈阳、鞍山;SUV高耗油车在山西、东北也卖得最好。无论是红色贵族或黑色矿主,在消费上就一个字:“造”!因为不是辛辛苦苦攒起来的钱,花着不心疼。

  中国富人最有代表性的应属第2类实业家,他们靠企业致富,以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企业家为代表。比如江浙商人最讲究务实,他们可以用山寨机、请吃盒饭、穿随意装,正装只有出席正式场合才用。只有一项是例外,就是车。车是行头,是铁甲时装,谈生意时人人看得见。国外牌子以奔驰、宝马、保时捷为主,国产牌子则以一汽奥迪、广汽本田、一汽大众为主。对那些实在的企业人士来说,没有谁傻到用悍马当行头。

  其实悍马牌子的中国买家也是实业派出身,只是上了资本运作魔道才飚起来。据说宣布购买悍马的一周内,这位李老板在香港股市的身价飚升了3亿多港元。仿佛做实业者沾上资本,有如良民沾上毒品欲罢不能。

  总体来说,中国新富都是草莽之徒,没有所谓世家、传奇、遗产。英语中“legacy”有兼三者之意,中国人积30年之富尚称不上“legacy”。西方人用老钱与新钱区分世家与新贵。中国历史上不乏玩字画古董雅好的老钱们,可惜都被割韭菜一样一茬茬割光了,这样才有不断的新钱们冒出来。老钱对新钱的教诲就是不出头。不出头=不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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