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批判“极端主义”,也要反思现实土壤

有媒体的评论提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反思当下中国的“极端主义”,即那种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红即黑的思维方式。因为有消极腐败现象,就把国家说得一无是处;因为有为富不仁,就对所有富人怨、恨、怒;批评社会存在一些矛盾,就被斥为“抹黑中国”;强调一下阶段性国情,又被讥为“高级五毛”; 小悦悦事件发生了,就断言世风日下已至道德末日;“最美”出现了,又认定道德滑坡根本不存在。

这是一个很有洞见的观察,抓住了当下舆情的一个重要特征。极端并不可怕,当极端成为一种流行的“主义”时,就需要警惕并反思了:一定是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当舆论空间被极端言论充斥并主宰,理性的判断、客观的分析和均衡的观点被边缘、被漠视、被压制时,这个社会是危险的。

“极端主义”有一个发生的背景,就是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传播语境。这么说,并非将责任归咎于新媒体,而是陈述一个现实。很多极端言论,都是在网络传播语境中产生的,从网络最流行的符号中就能看到这种极端取向:最美、最牛、最帅、最雷人、最让人感动、最丑陋、最恶……生活在网络上的人,似乎很容易走极端。现实中的温良谦逊者,一到网上就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站队分敌友、偏执走极端:要么就是“最好最美”,不惜以最美丽、最动听的语言来赞美;要么就是“最坏最丑陋”,恨不得以最尖刻、最恶毒的语言来标签。网友情绪也很极端,要么被某个事件、某个场景感动得一塌糊涂,恨不得掏心掏肺;要么被某个图片、某种行为刺激得火冒三丈,恨不得将作恶者碎尸万段。

令人忧虑的是,不仅仅是语言和思维的极端主义,还有由此带来的极端行为。极端语言的熏陶,会让人变得急躁,极端思维的暗示,会诱导人以极端方式解决问题,或者说为那种极端行为找到了一种合理性。比如,挥刀砍向孩子制造幼儿园血案的人,很难说没有从那种“报复正义”的极端思维中找到正当借口。

而讨论“极端主义”这个问题,也不能仅仅停留于浅层的道德批判,更要反思其后的现实土壤——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极端主义。

首先是网络的传播特点。语不惊人死不休,偏执狂才能成为舆论领袖,这是网络时代一种病态的价值取向。客观理性的观点,很难吸引眼球,极端的道德判断才是吸引注意力的手段。在网络这个信息海洋中,谨慎的言辞根本没人注意,只有激烈的言辞、夸张的姿态和极端的判断才能被关注、被转发,才能使自己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舆论领袖。尤其是微博兴起之后,140字的限制,更加短瞬、碎片的传播压力,加剧了言论极端化,挤压了理性表达的空间。

然后是媒体标签化的误导。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思维,很多时候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被其预设的极端化标签诱导。一事当前,某些媒体不是客观地报道真相和还原事实,而是热衷于贴标签。出了车祸,先贴一个“富二代宝马闹市飙车撞人”的标签;发生冲突,便去寻找“官二代”、“富二代”、“官员”、“富人”之类易点燃情绪和引发争议的标签。标签引导之下,受众就不会细读新闻,而是根据标签的想像去构造事实,作出极端判断。当然,“极端主义”还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相关,其实,舆论中有不少客观中立的理性判断,可一些媒体为了追逐冲突,根本不会去打捞和发掘那些理性的声音,而只会选择性地夸大极端和放大冲突。不是发挥舆论的引导作用,而是消费那些偏激的情绪。从这个角度看,“极端主义”有时是媒体报道营造的幻象,理性的声音缺乏报道的价值,选择性的传播屏蔽中,就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最后,极端主义泛滥,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阶层的两极化。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下,富人是垄断着财富资源的少数,穷人是充满着“相对被剥夺感”的多数,而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层则并未壮大。这是一个危险的失衡和断裂状态,这种状态最容易滋生极端主义情绪和思维。极端主义情绪,一方面是阶层的对立冲突所产生的,吃肉者与喝粥者是无法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交流的,惟有话语暴力相向;另一方面,垄断着权力和财富资本的精英是少数人,而多数的穷人却容易利用人数众多和道义优势制造舆论,这种阶层对立和博弈的格局,极易形成极端主义的思潮。

所以,化解中国当下舆论空间中的极端主义,需要新媒体的净化,需要民众的理性,需要媒体的职业自律,更需要解决贫富拉大这个制度性问题。媒体不要总盯着那些极端言论,而忽视平和沉默的大多数,要善于打捞沉没的声音;政府要容忍那种言论上的微词,怕的不是言论和思维的极端,而是改革停滞所导致的行为极端。当然,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触及体制核心的关键改革,来消除滋生极端主义思潮的土壤。

作者:曹林
原文链接:http://zqb.cyol.com/html/2012-06/15/nw.D110000zgqnb_20120615_1-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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