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史札记 之 正体字,简体字 by 司马少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 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这是鲁迅《无声的中国》 里的一段。

  鲁迅这篇文章,连同我在第一节引用过的《门外文谈》,都是主张废除汉字的。其理由是汉字太难,导致文盲太多,中国有文字等于没文字,民众有想法却无法 表达,造成一个无声的中国。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曰,改用拼音文字便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人’就是Rhen,‘房子’就是Fangz,‘我吃 果子’是Wo ch goz,‘他是工人’是Ta sh gungrhen”(《门外文谈》第八节),这样文字就简单多了,民众可以借此发声,使中国不再沉默。
  我们现在知道,这纯属扯淡。港台使用正体字,未见文盲比例高于大陆。文盲的多寡,主要取决于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字本身恐怕没多大关系。至于民众能否发声,则只与政治有关,与文字毫无关系。朝鲜废了汉字,改用拼音,民众好像也只能说“金太阳万万碎思密达”。香港用繁难的正体字,不爽了可以到街头抗议,我们用灵便的简体字,再不爽也只能隔岸看着就当自己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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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代的大师们,痛乎本国文明之荒陋,想来想去,认定汉字为罪魁祸首,一时主张废除汉字的名流极多。除了鲁迅,还有胡适、钱玄同、黎锦熙、蔡元培、赵元任,等等等等。
  一九一八年四月,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说:
  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 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所以我要爽爽快快说几句话:中国文 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 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曾与鲁迅一同师从章太炎先生学习《说文解字》,所以他对汉字是颇有研究的。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说,不但提倡白话的人要作白 话文,反对白话的也该多作白话文,“因为他们若不能做白话文字,便不配反对白话文学。譬如那些不认得中国字的中国人,若主张废汉字,我一定骂他们不配开 口。若是我的朋友钱玄同要主张废汉文,我决不敢说他不配开口了”。可见当时钱玄同是这一派的权威。
  一九二二年,钱玄同与黎锦熙“在西单牌楼一家小羊肉馆雨花春楼上,共同决定,开始放一大炮,在当时的《国语月刊》里发刊一大册《汉字改革号》”。(见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
  这期杂志,刊发了钱玄同《汉字革命》,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蔡元培《汉字改革说》,赵元任《国语罗马字的研究》,黎锦晖《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等一系列文章,倡导废止汉字,改用罗马字母拼音,并将这新的拼音文字,定名为“国语罗马字”。
  凡事总有个渊源,哪怕再激进的人物,也不大愿意承认自己的主张就是昨晚炖羊肉的时候刚想到的。据钱玄同说,清初刘继庄的《新韵谱》早已洞见国语三要义:1,统一国语;2,研究方言;3,制造拼音文字。他早在十八岁读梁启超介绍刘继庄的文章时,就已“大悦刘氏之学”,并“改号为‘掇献’,意欲‘掇拾刘献廷之坠绪’”(刘献廷,字继庄)。于是他主张国语运动应当托始于刘继庄,认刘继庄为国语元祖,以其生年一六四八年为“国语纪元”。(见钱玄同《以公历一六四八年岁在戊子为国语纪元议》。)
  不过,以拼音文字普及教育,在清末已多有学者提倡。这主张的确是由来已久的。
  比如,一八九二年卢戆章的《切音新字》,一八九六年蔡锡勇的《传音快字》,一八九七年王炳耀的《拼音字谱》,一九〇〇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以及 一九〇七年劳乃宣在王照官话字母之外,加上南京音、苏州音、闽广音等各地方言而合成的《简字全谱》,就都是主张以拼音文字普及教育的。
  起因是当时许多传教士,在各地造出各种方言字母来拼读各地土话,并用以翻译《新约》,传播教义。而甲午惨败后,士大夫推究原因,觉得日本民智大开,就在于日本人人都能读书识字,将日本的骤然强盛,归功于那些用来拼音的假名(平假名:ひらがな;片假名:カタカナ)。因受了这东、西两种拼音文字的刺激,中国士大夫心痒难抓,跃跃欲试,于是也开始创制自己的拼音文字。一九〇八年,劳乃宣的《进呈简字谱录折》说:“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
  但在这一阶段,尚无人敢高呼废灭汉字,士大夫只是想让普通民众也稍稍有点文化而已。如劳乃宣《请附设简字一科折》说:“简字仅为附属之科,专为不能识汉字者而设,与汉字正课并行不悖,两不相妨。盖资质不足以识千余汉字之人,本无识字之望,今令识此十数简字以代识字之用。”这意思是说,拼音文字乃是专为资质愚钝者而设。
  不久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在吴稚晖、王照等人的主持下,经过几个月的激烈争论,姑且制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后改称注音符号)。由于政局动荡,以及教育部的拖延,注音字母制定后一直搁置,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才正式公布。
  其时废灭汉字之议已起。
  不数年,这国语罗马字也造出来了。
  国语罗马字的拼法,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于一九二五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九月,开会二十二次,写定一部《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但当时的教育部当局,不肯用部令公布。恰巧梁启超曾是这位教育当局的老师,而梁启超也是一向赞成以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的,于是就请梁任公去活动活动。不料教育当局欺师灭祖,活动无效,依旧答曰不准。钱玄同只好干脆不用正式部令,就以他们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名义私自公布。后来,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统一南北,这套拼音法式才终于由国民政府大学院(其时院长为蔡元培),于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正式公布
  黎锦熙著有《国语运动史纲》一部,详述当年运动始末。
  书中对国语罗马字的用法举了许多例子,其中有一首徐志摩的诗,首行是这样:
  Yuann sheir? Yuann sheir? Jeh bush chingtian-lii daalei?
  怨谁?怨谁?这不是青天里打雷?
  这的确是青天里打雷。
  感觉这是要把已经识字的都打回原形,重新变回文盲,以便再好好学习一次。
  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的研究》结尾说:
  我想这事情因为是顺着言语变化的天然趋势所以很有希望的,语体文学和国语统一,两个运动已经正在乘风破浪地前进了,现在和那两个运动密切相关的国语罗 马字自然没有再好的机会了。趁时努力做下去,不多年可以使全国人识字,不十年可以产出新文学里的更新的发展,不几十年可以把世界上的文字科学的精华都译成 中文,不一世纪我们的学术思想可以发展到比哪一国都高深丰富。那时候的小孩子看见了英文,倒要反过来问:“怎么他们英国人也写中国字?我听英国人说话有些很奇怪的声音,怎么能够拿中国字母拼得准呢?”
  这倒颇符合钱玄同说的“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
  国语罗马字的拼法,虽然由政府正式公布了,但在推行上,没有什么成绩,除了几位发起者乐此不疲以外,别的人总不免觉得这东西既荒谬又麻烦。
  当时黎锦熙不但在报刊上大力提倡,自己也确曾兴致勃勃地付诸实践——改用注音符号与译音符号写日记。注(ㄓㄨ)音(ㄧㄣ)符(ㄈㄨ)号(ㄏㄠ),现在台湾仍在使用,大陆辞典上也都会有附注。译音符号,就是那“怨谁怨谁”之类的了。
  后来,齐白石托胡适为他写传记。因黎锦熙与齐白石颇为熟识,胡适便请黎先生为传记做补充。黎先生想起自己日记对齐白石事迹多有记载,便取出来查阅,结果一堆符号看得眼花,查无可查。
  黎先生原话是:“于是我把我的日记来做旁证的材料,凡关于白石先生的记载,打算都摘下来,酌采注入他的年谱中。可惜我这个工作没有彻底做好,因为从癸卯至今四十五年间大小数十册的日记,并且从民国十一年起改用注音符号写的,从民国十六年起,又改用译音符号的国语新字,要查某人的姓氏名号,不如汉字之容易映入眼帘,非有工夫一行一行的细看不可,所以《白石年谱》中自民国十三以后,就没有逐年逐月检寻我的日记……”(《齐白石年谱》序)
  证明废灭汉字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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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语罗马字尚未制定之前,钱玄同曾发表一篇《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提倡采用民间久已通行的简体字。他说:
  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这种根本改革,关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方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
  这种通行于平民社会的简体字,在明清以降,今日以前,都是用在帐簿、当票、药方、小说、唱本……上面,所谓“不登大雅之堂”者。我们现在应该将它竭力推行,正式应用于教育上、文艺上,以及一切学术上、政治上。我们不认它是现行汉字的破体,认它为现行汉字的改良之体:正如我们对于白话文学一样,不认它是比古文浅鄙的通俗文学,认它是比古文进化的优美文学。
  胡适对此议案表示极力支持,认为简体字“合理又合用”,文人学者应该采用这些新字以代替繁难的旧字,而不应太顽固。他说:“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卷头言》)
  这个议案,虽然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在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通过了,但当时大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国语罗马字”的工作,都不怎么在意简体 字这件事情。到了一九三四年前后,国语罗马字已经造出来了,而推行却不理想,此时南方爆发了关于“大众语”的大论战,附带着兴起了一个“手头字”(简体字 的另一个叫法)运动。钱玄同一看,想起自己的“减省笔画案”来,于是又提出一个《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开始搜集整理《简体字谱》。到一九三五年六月,《第一批简体字表》完成,共得二千三百余字。最后由教育部长王世杰圈定三百二十四字,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正式公布。但随即引起各界极力反对,南方还为此发起一个“存文会”。于是次年一月,又匆匆令“暂缓推行”了。
  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些废灭汉字的工作,一时也非缓不可。
  在钱玄同等人努力废灭汉字的同时,共产党方面也在大刀阔斧进行废灭汉字的工作。手法都一样, 名称各不同。钱玄同、赵元任等创制的“国语罗马字”,还保留了汉字的四声,导致拼写十分复杂;而我党志士则连四声也不要,所创制的“拉丁化新文字”是直接 按各地方言随意拼写,革命相当彻底。
  鲁迅极为赞成这个方法,上文引用过的“我吃果子”“他是工人”的拼法,就是这拉丁化新文字。他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即拉丁化, 现在有人分为两件事,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要分为多少区,每区又分为小区(譬如绍兴一个地方,至少也得分为四小区),写作之初,纯用其地的方言,但 是,人们是要前进的,那时原有方言一定不够,就只好采用白话,欧字,甚而至于语法。”(《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国民政府苦撑八年,终于抗战胜利。然而随即又爆发了国共内战。最后我党取得光荣胜利,废灭汉字的重任,无疑历史性地落在了我党志士强健的肩膀上。
  此时钱玄同已经去世(卒于一九三九年一月),赵元任去了美国,胡适也去了美国(后回到台湾),只有黎锦熙还在大陆。黎先生终生以废灭汉字为己任,到这时,便只好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斯大林同志的教导下,在毛主席的指示下,继续废灭汉字,创制拉丁化新文字。
  一九五七年,黎先生出版了一本《文字改革论丛》,收文章三篇。第一篇是《国语新文字论》;第二篇题目可长了,叫做《论斯大林所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在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中的问题》;第三篇是《中国文字之“正反合辩证式”的历史进展》。其《小序》在介绍第三篇时说:“其中所谓‘正反合辩证式’,是当年套取了一点儿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方法,形式地、机械地配成一个‘七阶段论’。黑格尔的哲学是绝对唯心论,我已在本篇后面附注了自我批评的‘今按’;无论‘七阶段论’关于中国文字方面的看法对不对,我们现在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是一定要和那种唯心论划清界限,不能随便牵强附会的。
  很难想象,在思想变得这样高洁以后,还能保持一个学者的底线,还能继续做纯粹文化角度的文字改革。(必须强调的是,我这里丝毫没有批评黎先生的意思。在那样一个思想高洁的时代,……后文从删……)
  总之,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学者们决定先将汉字简化,接着再将汉字拉丁化。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发布了《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五月,发布了《简化字总表》。全面简化了汉字,并在全国范围内顺利推行,广受人民群众欢迎。只有钱锺书、陈寅恪等几个老顽固,对自己的重要著作,至死不肯授权排印简体版(钱锺书是仅《谈艺录》《管锥编》两书不愿出简体,陈寅恪则是全部不愿出简体)。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简化字,正是以一九六四年公布一九八六年修订的《简化字总表》为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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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府迁台后,大陆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大革文化命,台湾于是发起了相应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废灭汉字这种事自然彻底不再提。但大陆雄风依旧,险些真给废 了。好在进行到“二简字”阶段,“产量翻几番”写成“产刄反几反”的时候,政府也意识到自己抽风抽得似乎太厉害了点,从而废止了“二简字”,并打消了继续 进行到拉丁化的念头。
  这一次的汉字改革,起初是学者们从文化上考虑的,后来就只是从政治上考虑了。四九年以后,两岸文字政策截然相反,却都大获成功(就普及教育而言),足 见鲁迅等人“汉字与大众势不两立”之说纯属扯淡。不过也不能过分责备,毕竟他们也是受时代所限。如蔡元培主张废灭汉字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楷书的打字机, 很不易造;现在通用日本人所造的,字数还是不足,面积已经太大”,如改“用拉丁字母,就可利用英法的打字机,不必别造”(《汉字改革说》),他岂能料到, 我们现在有电脑,打字什么的,毫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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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札记第四篇发出后,几乎所有看过的人都误会我是支持简体字的,或褒扬,以为找到知己,或痛骂,说我马屁拍得真好,使我一时不胜惶恐。
  其实,我是支持正体字的。
  但是我的理由与大部分赞颂正体字的人不同,我只是很简单的觉得正体字更好看而已,主要是从审美角度考虑,文化传承什么的倒在其次。
  当汉字发展为楷体后,其实已经不那么象形,硬说正体字能看出汉字是怎么来的也很扯淡。
  举例言之:“必”,恐怕大家都会以为这是“心”字加一撇,其实这是“八”字加个“弋”。什么意思呢?根据《说文解字》与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弋”所象之形为尖锐的木橛,“八”则是分别之意。《说文》释“必”为:“分极也。”段玉裁说:“凡高处谓之极,立表为分判之准,故云分极,引伸为词之必然。”一个楷书的“必”,你能看出这字怎么来的吗?
  再比如:“書(书)”,上面是一个“聿”,下面是一个“曰”。“聿”是“筆(笔)”的本字。聿曰,用笔说话,可不正是书写、书籍嘛!然而一查“書”的篆体,“聿”的下面,并不是一个“曰”,而是一个“者”。《说 文》:“書……从聿者声。”段玉裁注:“者……古音在五部,读如‘煮’。”据此,“書”乃是一个形声字。这个字,在隶书时代,下面的“者”慢慢被简化成 “曰”。而查《说文》,“者”的下面也不是一个“曰”,而是一个“白”。这“書”字,你能从正体字看出它是怎么来的吗?
  ZTZ-1
  去年,我在微博表态支持正体字,招来好几位朋友的责难。
  其中一位举例说:“郁郁葱葱的郁,繁体作鬱,笔画尚难看清,何况是写。”
  其实这“鬱”字实在只是一个特例。汉字从正体到简体,并不是一一对应地将繁难的字都改得简单,多数只是些毫无必要的偏旁类推,比如“言”字旁一律改成“讠”,“金”字旁一律改成“钅”。很多繁难的常用字,并没有被简化,举例言之,首先“繁”字就颇不简单,而这个字在古代其实早已有了相对简单的“緐”, 其次像“阴霾”的“霾”,“卖官鬻爵”的“鬻爵”,“大纛”的“纛”,“虫蠹”的“蠹”等等,都没有简化。“鬱”之所以被简化成“郁”,是因为古代早已假 借“郁”(原意为地名)来代表“鬱”的部分意思,比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有“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这些大块头汉字,写起来当然更难一些,不过现在多 用电脑,大多数人除了偶尔签字,没多少时候需要手写,而手写简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古人手写多俗字,也就是那时的简体。再说,多写写,练习练习书法,也没 什么不好嘛。
  至于识别,其实人们是否认识一个字,与该字本身笔画多少并无多大关系,关键在于你是否熟悉,就像“緐”之于“繁”,“緐”明显更简单,但一般人大概只熟悉“繁”。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汉字,冷不防撞上,当然免不了心底冒出“你谁呀”,但只要多看几眼,熟悉熟悉,以后就自然认识了。若不熟悉,那笔画简单的也不见的就好认,比如“丨”“乂”“厶”“孑”“孓”“彳”“亍”“仝”“夨”之类,不可谓不简,可冷不防撞上,你知道它们是谁吗?那个“厶”,原是“私”的本字,后来也同“某”。《春秋榖梁传·桓公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晋代范宁注:“邓,厶地。”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本又作某,不知其国,故云厶地。”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今人书‘某’为‘厶’,皆以为俗从简便,其实古‘某’字也。”“厶”比“私”“某”都简单,可当你不熟悉时,简单的也变得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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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简之争由来已久,大致呈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状态,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无政治强势干预,此状态还将长期保持。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正如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样,文化什么的,其实与文字本身没有关系,真正有大关系的是政 治、经济、教育,并且排名分先后。所以,无论用什么文字,时间长了,看习惯了都一样。与其说这是两种文化主张之争,不如说是两种使用习惯之争。凭什么你要 指责我的使用习惯呢?凭什么你要迫使我接受你的使用习惯呢?就是这样。假如当年真的给谁一拍板,废了汉字,改成拼音,恐怕现在人们也是一样支持的。
  在繁简的问题上,我个人并不怎样纠结。新出的各种著作,若非研究古代的事情,写成简体倒也清爽悦目,虽然许多字看着别扭,尤其这个“汉”字。平时自己 手写,自然也多是简体,甚至全是简体。假如将来大陆允许非古籍类的一般著作也能排印正体字,我当然开心;假如终于不准,那也没什么。
  附注:
  这一节已超出前四史范围,但第一章是简述汉字演变史,所以不妨附带一提。
  民国时候的国语运动,如想了解得更详细,可参考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钱玄同先生传》,以及胡适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等等。
  附图:
  ZTZ-2
  《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封面。拼音文字歼灭汉字,好不血腥。
  ZTZ-3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ZTZ-4
  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所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的第一页与第四页。可以看到,大部分与我们现在的规范字是一致的。另外,其《说明》第一条为:“简体字 为笔画省简之字,易认易写,别于正体字而言,得以代繁写之正体字。”可见“正体字”这一叫法,也是当时已有,并非后来台湾刻意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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