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毛左老了以后,更坏更卑鄙无耻了?

在我身处的珠三角小城中,改革开放后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极多,按年纪推算,他们多为四零后和五零后。

其中有一位五零后,孩子相当争气,各级名校全靠自己考入,出国留学亦年年奖学金。他本人虽只读到初中,但精明干练。他曾这样慨叹:“如果我不是生在阿爷(他对毛泽东的习惯称谓)的年代,而是跟我儿子一样的环境,说不定会是个音乐家”,他说自己在乐器上极有天分,年少时摸什么会什么。他也羡慕儿子的书房和电脑,那是他在这个年龄时不敢想象的东西。他亦有许多五零后常见的一面,比如官本位思想颇浓,崇拜毛泽东,喜欢那些极假的战争电视剧。但他的特别之处是不乏自省(这也许与珠三角的地理环境和开放程度有关),甚至因此而矛盾,他说崇毛是一种从懂事起就被灌输的意识,这辈子都无法改变,但他也知道,他小时候的日子实在太糟,“阿爷这样搞绝对不行!广东这地方本来种什么长什么,可你要是去塘里抓几条鱼,在塘边种点菜,就成了资本主义,县里就要派人来搞你!”

与在“起跑线”上遥遥领先的红二代不同,这类曾被耽误却能白手起家的农民老板,发迹之路更为艰辛,他们的智商和情商自有过人之处,亦更具代表性。他们的优点与缺点、观点与思维、经历与际遇,可折射出一代人的复杂内心。以这位五零后老板为例,尽管他不乏自省,但身上仍有着许多同龄人身上的普遍特征,比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长,经历过人为导致的严重物质匮乏,有官本位思想,个人崇拜烙印难除,内心仍有“与帝国主义一战”的战争情结……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代人?

按他们当中许多人的说法,是奋发向上、理想主义的一代,但也有人不敢苟同,以“红卫兵”斥之,说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培育”出深入骨髓的暴戾之气。近来,关于摔倒老人讹诈帮助者、老人公交抢座之类的新闻层出不穷,扰人的广场舞亦被一些人称为大妈组成的“邪教”,凤凰网的一篇文章以“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来诠释这一现象,直指已经变老及正在变老的四零后和五零后,迅速成为近期流行语。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又想到了前面提到的这位五零后老板,便问他对“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句话的看法。他的反应是: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说了四个字,“这就是命。”

以他的文化程度,无法表达更多的东西,但我想,我懂他的意思——这一代人的命运和际遇,在幼年或出生时就已注定。因为,他们是“红旗下的一代”。

   两个概念

我想先说两个概念,一是“一代人”,一是“一代人影响时代的滞后性”。

我常常拿“一代人”(尤其是40后和50后,即所谓的“红旗下的一代”,这个说法遵循的是“文化世代”的概念,以重大社会事件或历史运动为代际划分标记)说事儿,最常见的反对意见是“你怎么可以这样绝对?怎么可以用一个概念框死所有人?”然后就是各种论据,比如自己的爹不是这样,自己的娘不是这样……

其实,这种反驳混淆了概念。所谓一代人,并非指这一代际中的所有人,只是指代际普遍性,是“具有共同社会经验的人”,他们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人生观、价值观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红旗下的一代”中,也有很多人有着独立的性格、独特的思维,走着不一样的路,但代际普遍性是一个无法否定的存在。

我还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指改革开放前民风淳朴,社会主义亦取得了巨大成就,开放后则乌烟瘴气,人们利欲熏心,世风日下,以此来论证前三十年优于后三十年,甚至称四零后五零后远胜如今的八零后九零后。

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在逻辑上不堪一击,因为它忽视了“一代人影响时代的滞后性”。

衡量一个时代,要看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体。对时代主体的评价,则要回溯他们的童年与少年时代。1949年到1976年之间,社会主体力量(即掌握话语权者)应是生于十九世纪末的那代人,以及所谓的一零后、二零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价值观源自民国与传统,“民风淳朴”只能说是传承自“旧时代”,至于所谓的“巨大成就”,比如某些人津津乐道的两弹一星,其研究者亦是清一色的民国知识分子。那时的四零后与五零后,正在孩提或少年时代,其后便当上了红卫兵。而且,在这些年间,历次政治运动的残酷性和破坏性呈现递进形态,始终在破坏曾经淳朴的民风。如“破四旧”这样的疯狂打砸抢行动,在物质上断裂了传统,而“反右”和“文革”时那些捕风捉影的举报、残虐的批斗,各种莫须有,则在精神上断裂了传统。

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社会主体力量恰恰是在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四零后与五零后。种种社会乱象,其实都可以在他们的启蒙时期找到影子,比如在城市建设上追求宏大,大建高楼与广场,破坏城市原有风貌甚至文物,审美水平低下,无疑有着大跃进时期的烙印;又比如贪腐,不但与1949年后便开始的特权特供一脉相承,也与这个年代的人经历过严重物质匮乏,因而对物质极度贪婪有关,从这一点来说,贪婪的官员与超市里不肯排队、疯抢打折鸡蛋的大爷大妈其实同源,区别无非是手中权力的多寡,你若是给一个蛮不讲理的广场舞大妈一点权力,她小人得志的嘴脸或许更加恶劣,让无数人烦不胜烦的“居委会大妈”们不就是典型例子吗?至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残虐嗜血批斗,捕风捉影的举报,以及各种上纲上线,亦是如今那些暴戾之气、复杂人际关系的根源。我们无法回避的是:他们如今真的变老了。

有意思的是,在生活中见过很多推诿功力极其高超的四零后与五零后。说起文革之乱,他们说自己只是被时代所裹挟,甚至认为自己没错,说起如今的社会乱象,他们竟摇头叹息,说一句“现在的年轻人啊”,浑不顾道德败坏、造假横行、大肆破坏时,他们口中的年轻人甚至还未出生。其实,这也跟他们年少时的经历有关,他们习惯了“永远正确”。

   一代人的普遍特征

不爱排队、不守规矩、横穿马路、随地吐痰……这些都是老人与准老人身上所常见的毛病。而这些不文明行为,其实仅仅是表征。

有次出游,早上吃酒店的自助早餐。一位五十多岁、北方口音的大妈在取了一份食物后,又开始选择酱料,众目睽睽之下,她竟然将酱料勺塞进嘴里一一尝试,再旁若无人般将沾了她的口水的勺子放回酱料碗。饶是见多识广的五星级酒店服务员,见此情景也目瞪口呆,上前劝阻时,却遭大妈大骂,其中有一句是:“我们家吃饺子都用一个醋盘子,吃火锅都用自己的筷子,你装什么文明!五星级了不起啊!”

这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例子,没几个人能干出如此恶心之事,但她所用的借口却值得玩味。在她眼中,公域和私域之间并无界限,另外,讲文明就是“瞎讲究”。遇到事情,则用暴力方式解决。

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在她的同龄人身上也极为常见。比如我们常见到的那些新闻:交警劝阻横穿马路的老人,反遭辱骂;老人逼人让座不成,一屁股坐在年轻女孩身上……

将道德、文明视为“假正经”、“瞎讲究”,当自己的不文明遭遇外界抨击时,就以辱骂甚至动手的方式去解决,这其实与1949年后的思维模式一脉相承,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了不敬畏道德、不遵守底线、不尊重知识。

善恶观念、是非准则、道德约束,已得千年传承,但这一切却都被当成封建思想,与宗祠、祖坟、寺庙等实体的“封建遗留”一起被摧毁。而在政治运动中,那些捕风捉影的举报,莫须有的罪名,亲人间的反目,对老师和父母的批斗,批斗中的各种人格侮辱,武斗中的残虐,都使得耳濡目染的这一代人不懂得“底线”二字为何物。至于知识,“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足以说明一切。

“敬畏”二字缺失了,“匮乏”二字却随之而来。在我所接触过的四零后和五零后中,绝大多数经历过物质的匮乏,农村出身的自不必说,城市出身的即使有严重城乡剪刀差“庇佑”,即使大饥荒时期曾牺牲农村力保城市,但他们仍有饥饿的经历,至于食物之外的其他物质则更是匮乏。

因为物质匮乏,也因为必须要在残酷政治运动中自保,这一代人的功利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说到功利主义,其实是1949年后并不公开宣扬却堪称混世法宝的东西。尽管所谓的“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终日被某些人挂在嘴边,但做起来却绝非那一套。最明显的例子要算是知青回城,当年的知青们都梦想回城,但吊诡的是,回城指标的分配要看觉悟,于是就出现了搞笑的一幕:要想有机会回城,就得把“扎根农村、改造自己”这些自个儿压根不相信的话挂在嘴边。通过说假话、表忠心来获取利益,这无疑是极端功利主义的一种体现。至于女知青为了回城甘受村干部凌辱,固然可怜,但同样让功利主义在内心扎根。

关于这代人的功利主义,后辈其实频频遭遇。为达目的,他们往往不择手段,凡事喜欢钻空子、找关系。而在生活细节中,这种功利主义亦有体现,比如坐下来就告诉你“只有考公务员才算正经工作”的大妈,其所看重的“稳定”实则也是一种功利主义。至于将书分为有用和无用,要求孩子只看有用的书,不看所谓“闲书”,也是典型的功利主义思维,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熏陶”和“底蕴”这些词都是不存在的。还有那些学棋学钢琴的孩子们,家长们所考虑的往往不是陶冶性情,而是考试加分。有人说,这些都是社会风气所迫,可制造这些社会风气的,不还是这代人吗?

功利主义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所造成的逆淘汰。这种逆淘汰不但存在于1949年到1976年间(无数工商业精英和知识分子被打倒甚至迫害致死),也存在于近三十年间。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发迹者都是当年红卫兵与造反派中的“佼佼者”,他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体系中浸淫日久,在政治运动中经历过浮沉,在政治上更懂得如何揣摩、如何靠拢、如何投机,他们也在政治运动中积累了许多“管理”经验,能说会写(靠演讲和写大字报练出来的),加上经历过各种嗜血批斗,胆子远大于常人,因此上位极快,影响亦坏,甚至影响了近三十年的政治生态。

这代人还有一个普遍性特征,那便是习惯专断,容不得不同意见,也不懂得倾听。这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只知“永远正确”,只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已深入骨髓。既然与我不同,那就必须打倒,成了许多老人的言行准则。

如今那些社会乱象,如今那些老人恶行,都可以从他们的成长经历中找到因子。

   拒绝和稀泥才是对这个时代的真正尊重

杨恒均先生曾在《生日感怀》中写道,自己的父亲曾这样评价自己教过的老三届学生:“被那样洗过脑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得等到他们也死去,中国才有希望。”相比之下,凤凰网那篇专题文章的最后一句则显得含蓄:“有些事只能留待时间去解决。”

相比之下,某报所刊的一篇文章却把矛头指向了批评者。作者认为,因为某些老人的恶行,将所有老人都称为坏人是不对的,进而指出,中国社会有一种不好的现象,代际之间常常互相指责,这其实是一种年龄歧视。这些说法看似“理中客”,其实又犯了偷换概念和和稀泥的毛病。

正如前文所说,“一代人”所指的并非该年龄段的所有人,只是指其代际普遍性,何谈“将所有老人都称为坏人”?若按这个逻辑,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也须改名了。至于将代际间的互相指责视为歧视,更是典型和稀泥。并非所有批评都是毫无道理的指责,遇到冲突,应先问是非。

如扰人广场舞、公交抢座之类的老人恶行,确实不是所有老人所为,甚至可视为相对极端的例子,但我们更应看到,如功利主义、肆意干涉他人私权、无敬畏之心、不尊重知识等,在这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总或多或少存在。别的不说,那些一天到晚逼婚,使得年轻人过年都不敢回家的父母们,不就暴露了“非黑即白”(结婚才正常,不结就不正常)、肆意干涉他人的毛病吗?

从极端例子出发,探寻普遍性,揭露问题根源,才是对这个时代的真正尊重。

原载:凯迪猫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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