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岳霖:“圣徒”请卸妆

坚持还是退场?这对已经过去几个月的“占中”示威来说是个严峻的问题。环顾行动始末,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圣徒”如影随形,为众前驱。到12月初,此前10万之众只剩几百名大中学生蜷缩在帐篷里“要存留一点斗争的火星”。当“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转为“血洒龙和道”后,广场上的学生——“占中”运动最坚决和最初的主力军依旧高昂头颅,仍要困守通衢,不肯回头。在外界眼中俨然有了几分殉难圣徒的神气。与此同时,北京口中的“占中”的始作俑者“占中三子”,即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三位长者已经亲率追随者们前往警局自首,这也意味着“占中”在理性层面已经选择了偃旗息鼓。

当下,包括《纽约时报》在内,驻港各主流西媒的通讯员们仍然鼓励“占中”人士继续“抗命”,学生们在“真普选”实现之前也不肯轻易对现实妥协,这等态度让他们几乎抱定“将青春断送在马路上”的决心。年轻人的执拗把他们一度推上了潮头,使之以为得到了命运的择示。这种因血性而来的勇气固然值得钦佩,可他们不肯直面当下、不愿轻易收场的做法,也显出学生们与真正的圣徒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相比之下,前往警局自首的“占中三子”要比他们更符合这个身份。

必须承认,“三子”从始至终一直肩负着特殊的角色。当“占中”因“爱与和平”的身份初次出现时,三子不仅仅是学者,是基督徒,更是民主的先知。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三人本着因信成义的精神,一宣布“自首”后,就引来了众多西方媒体集体转向,将原先挺立潮头的“学民”、“学联”弃之一旁。戴耀廷、朱耀明噙泪承认“占领”运动偏离“爱与和平”的初衷,多次强调“自首不是懦弱,是履行承诺的勇气”,前者在3日走出警局后更称“我希望这场运动的结束能推进香港的民主”,这一态度较之“三子”在2013年初次提出“爱与和平占领中环”(OCLP)时并无明显差异。当“三子”坚持有所担当时,他们其实就已经成了整个“占中”期间最为接近“圣徒”的人。

不过,当“占中”终于失控,一如“六四”后期广场上的乱象时,“三子”出面表态究竟能有多少效用呢?不可否认,“三子”一度认为凭借己方之力可以带领700万港民争得自由和民主,学生的活动就已经让他们的最初计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以至于戴耀廷呼吁学生“撤离占领区”时就未能得到学生的支持。但是,“三子”的自首对于坚持对抗、不肯后退一步的学生们来说,同样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事实上,已经有消息人士披露,在“学联”内部就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示威人士有意收场,却不知如何收手。路透社也于4日指出,“学联”高层已开始商议在6日后结束示威的相关事宜,很显然,在年末考试周将近之际,长达10周的罢课并不是学生们真心希望面对的局面,即便是在广场上,很多人也并不想蜷缩在锡纸和睡袋中,可碍于面子,他们就必须把这场抗命的大戏进行到底,而“三子”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已然给了街头的学生们以最大的台阶。

此外,“三子”此前带着数十名支持者向警方“投降”,没有遭遇此前意料之中的“逮捕”。有法律界人士指出,相关部门已经针对“占中”前后相关人员的作为造册登记,已有300人被控制,并有可能被指控“袭警、非法持有武器”或“非法集会”。另有港媒披露,港府正在对超过200人展开调查,其中某些被调查人士更有可能遭遇10年徒刑以上的指控。当“三子”依然在“爱与和平”的前提下采取行动之际,港府可以展示宽宏大量,“三子”亦未违背本心,可谓大节无亏。

此前,《洛杉矶时报》已借接受采访人员之口指出,“占中”者大都有“殉道者”的心态,死硬的罢课人士宣称不会“自首”,但他们大多也称“认命”,更强调准备接受港府处置,即便他们至多只会被劝回家中。在“包围政总”遭遇失败后,学民领袖黄之锋尝试绝食。尽管63个小时后,黄同学就放弃尝试。但至少这也意味着不少广场示威者的确是怀着必死之心的,“三子”自首正意味着已经有高人为他们开示了一条明路。

环顾西方舆论,可以发现学生的坚持已经越来越难,尽管从12月1日以来,进驻香港的国际主流媒体大多发现金钟、旺角的骚乱之后,“占领”已经日渐凋零。《纽约时报》就指出,在长达10周的罢课中,尽管很多示威者表示将为民主“长期抗争”,但帐篷中的示威者已经日益稀少,即便信念坚定者也坦言“成功概率很小”。《华尔街日报》也发现,即便学生坚持罢课,旺角等地四位数的帐篷中也只有三位数的“占领”人员。当“三子”中的戴耀廷继“自首”后又投书《纽约时报》,奉劝“占中”者让开道路,转而选择“拒绝缴税、拒绝缴纳公租房房租”等手段继续抗议后,外界显然可以看见这三位长者的用心:他们终究是不希望有人因为这场具有“非暴力不合作”精神的运动而受伤的。

在“占中”期间,也有些道友发现“三子”德高望重,就试图接近,以此赢取上新闻露脸的机会。《纽约时报》的储百亮(Chris Buckley)就发现,三子的“万人自首”只有几十人支持,但学界和宗教界的人士就很踊跃:此前对北京态度十分强硬的前枢机主教陈日君跟着“三子”一同出镜,一名大学教师也紧跟大佬们的步伐,抢到了接受采访的机会。很显然,在运动临近结束之际,这些人开始挖掘“占中”最后的剩余价值,“三子”的遭遇正如鲁迅所言:“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这种“牺牲”也让他们比起“占中”期间的其他活动家要显得高尚。

占中“三子”一位是法律学者,一位是社会学家,一位是牧师,三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对宗教有强烈信念,对“占中”的“爱与和平”的属性也有着虔诚的坚持,所以他们虽然发起了“占领”运动,却从未有过煽动学生闹事的行为,反而被“双学”的童党夺走了话筒。学生们要和黄之锋、周永康们一边进餐、一边绝食地见证“真普选”的出现,这个过程固然有部分西方因素的作用,但更多的是少年心性下的不肯妥协,不能算是西方势力的介入,至于西媒将其推上高处,其中用心就可想而知: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在这场事件中主动担负起了鼓动民众的角色,颇似欧洲民间传说里的“花衣吹笛人”,要把港人尤其是香港的少年诱入歧途。

对“三子”来说,从提出“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至今,即便已经难以起到当初“一呼百应”的效果,三位长者仍然坚持底线,作为民主先知,要把帐篷中的示威者们劝回家去。这显然是他们坚定其“占中”理念信仰的力量之所在,更因此善工体现了信心,在两者兼备之际,这种完满的信仰让长者们成为“占中”期间无可指摘的存在,并使之在称义之际超凡入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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