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疟疾、青蒿与中医——从屠呦呦获奖引发的争论想到的

中国人与西方人对各门科学各有贡献,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领域也可以说是西方更先进或者中国更先进。但是如果数理化并不因此分为“中数”、“西数”,“中理”、“西理”,“中化”、“西化”,如果祖冲之发现的并非“中国的圆周率”而牛顿发现的也并非“西方的力学定律”,为什么医学就要分“中西”呢?

屠呦呦获奖引发的争论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毫无疑问是个大好事。无论就她自己而言,还是就我们中国人而言,为此感到光荣,我以为都是很自然的。尽管华人得诺奖其实已经不算太稀奇,中国人(以国籍论)得诺奖,过去也已经有过三次纪录,虽然在我们这里引起的反应是世界罕见的两个极端——或大骂,或大赞,但至少说明两点:第一诺奖影响确实很大,一般而言声誉也很高;第二诺奖没有忘记中国,中国人也的确是有智慧、有才能、有竞争诺奖之实力的。而与和平奖、文学奖这类包含明显的人文色彩、往往引起价值观争论的奖类不同,屠呦呦这次获得的是自然科学类奖项,这类奖项一般都基于高度“客观”的科学标准,通常很少有争议。屠呦呦是这类奖项的第一个中国籍获奖者。这当然又是一个突破。

但屠呦呦这次获奖在国内仍然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绝大多数论者肯定屠呦呦获奖当之无愧的前提下,就这次获奖的意义和启示,首先在网络上立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主要争论点有两个:一是屠呦呦这位过去不太有名的“三无科学家”能够一举获奖,是否说明我们的科研体制和评价体制有问题?而且,真正的争论似乎还不在于有无问题,而在于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方面的分歧才真正是针尖对麦芒:一方认为我们的旧体制改革还不够,没有与国际上先进国家的科学体制看齐,以至于屠呦呦这样的佼佼者一直被官僚化的体制所压抑。另一种观点却恰恰相反,认为我们的旧体制本来是最好的,反倒是改革改坏了,据说屠呦呦研究青蒿素起源于文革期间为“援越抗美”搞的一个“举国体制”下的防疟项目,而今青蒿素获奖,恰恰证明文革式的科研体制很伟大。

另一个争论就是清末以来源远流长、近年来又被高度政治化的中医、西医之争。屠呦呦退休前供职于中医科学院,青蒿治疟也无疑是中国传统的医学知识,有人因此就把青蒿素看做“中药”,认为诺奖给了屠呦呦就是西方不得不承认“中医的地位”,治疟药获奖的不是“西药”而是“中药”,则体现了中医胜过西医。有人则认为屠呦呦从未有中医学历,瑞典颁奖者答记者问时也否认是在奖励“中医”。屠虽在中医研究机构工作,本人却并非“老中医”,她是药理学(一套引自西方的现代科学)科班出身,她以乙醚提纯青蒿素用的是现代科学方法,与西方科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奎宁(金鸡纳碱)是同样道理。奎宁是公认的“西药”,青蒿素怎么就不是?这又引起了“中医控”们更加激烈的反驳,说是这只表明连奎宁也不是西药,西医根本就全都是盗名欺世的一套。发现金鸡纳树皮可治病的印第安人被万恶的西方人灭绝了,不然“印第安医”会发展得比“西医”更伟大,而我们中国人没被洋鬼子灭绝,“中医”当然就可以胜过“西医”。他们还挖苦说:中国药材用“西方手段”加工后就成了“西药”,那用西方的电磁炉做出的回锅肉,是否就要算“西餐”了?

而“反方”也有走得更远的,他们对屠呦呦自称从葛洪的书中得知青蒿绞汁可治疟也表示质疑,并从植物分类学上指出所谓的“青蒿”与屠呦呦从中提取“青蒿素”的“黄花蒿”是两种植物,其实青蒿中的青蒿素含量极低,除葛洪外,从张仲景到李时珍的主流中医典籍也都没有提到它可以治疟。屠呦呦实际应该是从“药海战术”中随机发现黄花蒿的医药价值,所谓受葛洪的启发只是她的事后解释,甚至可能是有关方面基于“宏扬国学”的需要为她量身定做的解释。显然,这样说实际上是在强化了屠呦呦发现之功的同时,否认或至少是弱化了“中医”对这一发现的启发作用。

如今这些争论在网上已经火药味十足。但其实,很多重要的事实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只在意识形态上上纲上线是有害无益的。而这些事实又涉及科研体制演变和医药学乃至医药发展史上的许多实证问题,我不是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本来是没有资格置喙的。

但是,在我的人生经历中由于种种因缘际会,我对“疟疾”、“青蒿”和文革时期的“中医”都有不少的记忆,在此说出来与大家分享,或许有助于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我经历的疟疾疫情

我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代,即15-24岁的1969-1978年间因适逢上山下乡大潮,在广西田林县的壮族山寨生活了九年多。田林县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是广西面积最大的县,人口密度却是最稀的地方之一。那里属于号称“广西屋脊”的桂西北山区,拥有广西第二高峰岑王老山,很多地方山高林密,覆盖着雨林和次生林。田林所属的百色地区与越南交界。据说屠呦呦研究治疟就是起源于当时援越抗美的需要,而我们那里不仅与越南丛林地理、植被乃至人文环境(中国的壮族就是越南第二大民族侬岱族群)都类似,同时也正是疟疾猖獗的地区。

我后来从资料中得知,田林县历史上就是所谓“瘴疠”之地,属于“广西疟疾高发区”,民间有“谷子黄,病满床”之说。1936年抽样血检66人,阳性(检出疟原虫)33人,阳性率高达50%。文革前该县年均发病1480人左右,对这个仅11万的人口小县来说已经颇高。但总的来说,文革前那十几年间疫情还是在逐渐缓解的,到1965年已经“从超高疟区变为中低疟区”。但是,文革后由于政治混乱,防疟“一度无人抓”,田林从1969年起出现“疟疾暴发流行”,连续六年发病人数都超过2000,其中1970、1971两年更高达15148人和8625人,六年统计年均发病6515人,4.4倍于文革前17年的平均水平。

看来,当时屠呦呦参加的全国防疟大会战远远不只是“援越抗美”的需要,中国国内的疟疾疫情也已经严重到了需要发起一场“运动”的程度。而我县疟情回落到文革前夕的水平则已经是改革时期的1983年。仅从我们县的情况看,文革时期究竟是疟疾猖獗的时代还是“防疟成功的黄金时代”,恐怕是很清楚的。

下乡时只有15岁的我对这些数字当时自然一无所知,但是我很快就成为疟疾疫情的受害者。这六年间我曾4次患疟疾,1970年冬的一次发作是在修建高龙公路的工地上,以至施工结束、民工撤退时我竟然病得无法行走,由知青伙伴志先陪伴在荒山野岭的工棚中待了两天,后来挣扎着到定安公社打了针,两人终于翻山越岭回到村中。我曾在《我的‘早稻田大学’》一文中提起过这件事。现在想来,当时若不是伙伴们照顾,我的处境其实很危险。而疟疾一般暴发于夏秋,我居然冬天也发病,也可见当时疫情的严重了。

当时田林县流行的主要是恶性疟疾。不知道的人往往认为“恶性”意味着病得很严重,其实,“恶性疟”与“间日疟”、“三日疟”并列,是以疟原虫种类区分的病理类型,本不是就得病轻重而言。与北方多见的发冷发热相交替、周期性“打摆子”的疟疾(即间日疟)不同,恶性疟的特点是周期不明显,常常不发冷而只发高烧。我国古代只把“打摆子”的间日疟叫“疟”,南方的恶性疟由于往往不打摆子只发烧,在近代发现疟原虫以前,人们是不把它当疟疾的,古人只说是“瘴气”或“瘴疠”,而那时北方早有“疟”之习称。

不过,一般恶性疟对人的损害确实也比“打摆子”更厉害,传统时代的病死率似乎也更高。白居易诗所谓“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我几次得疟疾也深受其害,1971年的一次发病,在公社卫生所留医一个多礼拜,体重下降十多斤,因严重贫血头发掉了一多半,回到村里乡亲们都说我整个变了形。由于几次发病,我那时后遗症明显,长期贫血,肝脾肿大,体型很瘦。那时没有留下照片,但在如今网上可见的一张我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后不久与导师、师兄们的合影中,我还是显得很瘦小,后来的朋友们都说认不出是我。

而我那时恰恰又正热衷学医。我本来在下乡前就看过些医书,下乡不久后,本村一位老农被毒蛇咬了,我用自备的“南通蛇药片”(即文革前的名药“季德胜蛇药片”,文革中季德胜遭难,药名也改了)治好了他,后来又有几次类似的事。那时的农村极度缺医少药,很多村民从未用过药,按行内的说法,他们对药“很敏感”,往往一用就灵。于是一时在村里传开,生产队长就说老秦(当地老乡都把“有工作的人”都用汉语以老相称,我们并无“工作”,其实也与他们一样挣工分,但因为是城里来的,所以不到16岁的我就被称为“老秦”)你就是队里的卫生员了。

既然干着这些事,自己又是个疟疾老病号,我对当年的抗疟自然是印象很深。尽管1972年后我没有再当“赤脚医生”,但还是保持着兴趣和关心。我清楚记得直到我离开农村之前,九年中我们那里的主力抗疟药始终是氯喹,当年这药也不贵,我自备的药箱里是它,后来“赤脚医生”标配药箱里是它,据我所知城里的大医院也用它做治疟首选药。氯喹有多种剂型,一般用口服,重症还可以注射。它对治疗疟疾发作是非常有效的,但它对“红外期”(未侵入红细胞前的潜伏期,此时人体带虫但无症状)疟原虫无效,所以通常认为它无法断掉病根。不过间日疟有红外期,南方的恶性疟则基本没有红外期,所以在我们那里,氯喹是可以根治疟疾的。

除氯喹外,当时使用的抗疟药还有奎宁(即老牌“西药”金鸡纳碱),在氯喹时代以前它曾经是举世闻名的治疟“特效药”,但我们那时奎宁早已风光不再,作为备选药物它主要用于对氯喹有抗药性者,另有一种糖衣剂型用于儿童。但我那时几乎没有见过什么抗药性病人,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并未用过它。当时的第三种抗疟药是乙胺嘧啶,这是一种作用于红外期的药,主要用于防止疟疾复发。我做卫生员时这种药还属新药,我没有用过,但在我插队后期逐渐推广使用了。

1973-1978年,我们县连续六年开展“灭疟大会战”,当时的说法是“三根治一预防”,即在流行低谷的初春、流行前期的初夏和发作期的病人主要使用氯喹进行治疗,而在高疟区和可能暴发区,7-10月间每隔半月用乙胺嘧啶进行全民性预防服药。六年大会战成效显著,到1977年就把年发病人数压到了三位数。1983年又进一步回落到文革前夕1966年的水平,从1984年起,年发病数始终在25人以下。田林县的疟疾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我自己在1974年后就未再发作疟疾(虽然贫血等后遗症还延续了很久)。1996年我回到当年插队的平塘乡,了解到当地近两年内也没有出现过病例。

“前青蒿素时代”的抗疟成果和人们对青蒿素的厚望

而这都是在以氯喹抗疟为主的时代取得的成就。我们知道如今氯喹已经出现严重的抗药耐药性问题,尤其在非洲、东南亚等热带高疟区,人们对氯喹已经失去信心,这是当今国际上对青蒿素寄以厚望的原因,也是屠呦呦教授及其团队的发现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所在。但是,未来青蒿素长期使用后会不会像过去的奎宁、氯喹那样逐渐产生抗药性,恐怕还不好说。疟疾这个“万年对手”何时能被人类彻底战胜,也还有待于观察。

同时我上面的回忆也表明,至少从我们县的情况看,中国抗疟事业的成功是在以氯喹为主的时代取得的。青蒿素的发现虽然已经很久,受到重视还是很晚近的事(可以想见屠呦呦教授获奖后会更受重视),而这时疟疾在我们这里已经不是个大问题。氯喹抗药性现在也在中国发生,但由于现发疟疾病例已经很少,这个问题并不严重,远不像非洲、东南亚那样。

换言之,我国实际上是在氯喹抗药性问题变得严重以前就主要用它基本解决了抗疟问题,很多热带以外国家,包括所有发达国家也都是如此。那么,何以非洲等地就不能取得这种成功?人们可能以为主要是由于那里贫困落后,人们缺医少药。这当然有道理,可是并不全面。非洲固然贫穷落后,可是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WHO、无国界医生等国际组织的长期帮助,贫穷落后就必然缺医少药的逻辑就不一定成立。尽管对某个人而言,没用过的药未必就不会有抗药性——如果这个地区流行抗药病原而他又为之感染,初用之药对抗药病原仍然会无效的。但是,在一个足够广大的地区,如果真正没用过此药,就不会有抗药性问题。例如氯喹抗药性问题国际上在1970年代已经严重存在,但我的记忆中当时在我们那里并不存在这种问题,我自己的疟疾也是用氯喹治好的。如前所述,真正缺医少药的地区一旦用药,往往会很“敏感”很见效。非洲应该也不例外,那里不是没有用过氯喹,只是用的太久、太多了,以致那里的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现在那里抗疟的主要问题不是缺医少药,而是寻找新一代敏感药。

那么非洲为什么不能像中国那样在对氯喹产生抗药性之前就把疟魔压下去?不是贫穷问题,那么是体制问题吗?但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越南也没有取得中国那样的氯喹时代灭疟效果?我不是专家,没法回答,但从简单的逻辑推想,也许热带地区的抗疟就是更困难。热带环境下病原与病媒的密度都太大,一代药物在产生抗药性之前难以把病原全面压下去,产生抗药性后就难办了。但愿青蒿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所认识的青蒿

我记忆中田林县从疟情“大暴发”到近于消灭,都在“青蒿素热”之前,这一新药对此没起什么作用。但这并不是说人们那时不知道中医治疟,更不是不知道“青蒿治疟”的知识。

我这个门外汉对中医治疟的记忆始于14岁那年为了逃避文革“内战”烽火而客居浙江宁波外婆家时。那时外婆给我猜了个谜语:赵子龙单骑救阿斗,打三味中药,谜底是:常山、独活、使君子。这真是个妙谜。就这样从老人那里我知道了治疟的常山、治风痛之疾的独活,和驱虫药使君子。

后来看了些中医典籍,印象中正统中医书在治疟方面主要推重的是常山与柴胡之类,但青蒿治疟的记载其实也不少,网上有人说葛洪是独门,张仲景李时珍等都没有提过。其实张仲景我没有查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却是有记载的,而且注明就是引自葛洪的书。还有人从植物分类学书籍中取证说:青蒿又称香蒿,可以做野菜吃,但并不含青蒿素。所谓“青蒿素”其实取自黄花蒿,又称臭蒿,不能吃,但可以治疟。因此他们说葛洪所记不对,屠教授应该是广泛“尝百草”后独立发现的新药。其实,葛洪并没有详细描述他所说的青蒿是何物,但李时珍的确在引述葛洪青蒿治疟的同时,又详引郭璞、陶弘景等名家之说,极言“青蒿,香中炙啖者”,“人亦取杂香菜食之”,“嫩时醋淹为菹,自然香”,“人剔以为蔬,根赤叶香”云云,果如所言,那的确就是可以做菜但不含青蒿素的“香蒿”了。但这更可能是李时珍之误,而非葛洪之误。

不过无论古籍上怎么说,重要的是,在1970年前后的中国,人们实际上根本不需要看任何古籍,就可以获得青蒿治疟的知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国人都记得,1970年的中国离文革“破四旧”的文化沙漠和派斗的乱局不久,图书馆基本关闭,出版业一片凋零,书店里除毛主席著作和时政宣传品外基本是空空如也。但是当时作为群众运动大倡“新医疗法”,有关的出版物和非正式出版的印刷品却一枝独秀、异常繁荣。其中“中草药手册”就是大宗。当时不仅大出版社正式出版过这类手册,各省各地区乃至一些单位都自编或翻印了带有地方特点的中草药书。我自己就曾收集有十来种。其中几乎每种都有“青蒿”条目,介绍的主要功用也都是治疟。所以这其实是相当普及的知识了。

其次,无论植物分类学的书上怎么说,现实中很多地方(也许主要是南方)的人们就是把“黄花蒿”叫做青蒿的。那种青蒿其实在田林随处可见,尤其在比较潮的草地上常成片生长,此物揉碎后异味很浓,不仅人不能吃,连青饲料都不能做。我们当时粗放养猪,主要是打猪草来喂,很多草药(如今天已经上了饭店餐桌的鱼腥草等)都是喂猪的好东西。但是老乡告诉我们青蒿一定要剔出来,那东西,猪不吃的。

总之,我这个曾经的“山寨”医生那时没读过葛洪的书,但确实知道青蒿可以治疟,而且我们那里青蒿也多的是。然而我从未实际用它治过病。我当然不足挂齿,但我的伙伴们也有一直做“赤脚医生”的,我也认识公社卫生所、县医院和六二六医疗队的一些医务工作者,似乎也没有听说他们有这方面的实践。这也从一个侧面使人感到,屠呦呦教授他们锲而不舍地研究青蒿素几十年,确实非常难得。对于常识,多数人都是两个态度,或者习以为常不去深究,或者不顾常识胡思乱想,其实,人类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从深究常识开始的。这种深究可以是证实,也可以是证伪,但无论证实证伪都必须基于严肃的科学态度。常识不能不顾,也不能迷信。所谓传统其实也是如此。葛洪那本《肘后备急方》里“治寒热诸疟方”多达43个,其中不乏荒诞不经者如:“禳一切疟:是日抱雄鸡,一时令作大声,无不瘥。又方:未发,头向南卧,五心及额舌七处,闭气书‘鬼’字。咒法:发日执一石于水滨,一气咒云:‘眢眢圆圆,行路非难,捉取疟鬼,送与河官,急急如律令’,投于水,不得回顾。”等等。除了这些巫方咒方,所收的药方绝大多数也没什么疗效。然而青蒿一方就如沙中之金,披沙而沥金,屠呦呦们下的功夫真是谈何容易!

“一根针一把草”与当时中医的真实地位

为什么知道青蒿有治疟作用却很少使用?这涉及到文革时期那场“新医疗法运动”对“中医”的实际态度。

当时的报道往往渲染这种医疗运动以“一根针、一把草”,神奇地解决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无能为力的大问题。现在“反动学术权威”不提了,“一根针一把草”却还是常被一些论者津津乐道,似乎那时是中医(针灸与中药)的黄金时代。其实,文革混乱时期提倡打倒“封、资、修”,扫除“洋、名、古”。“封”、“古”的中国传统与“资”、“洋”的西方传统同样都受到严重冲击,当时不少老中医被迫害之惨,绝不亚于西医名家。混乱过后,医疗事业当然也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但新医疗法运动中正规的提法仍是“中西医相结合”,并没有特别强调中医。这个提法并不“新”,现在也还在用。

而那时的“新”特征,则是特别讲政治和精神的作用,强调用毛泽东思想、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治病。当时国家最高级别的科技出版机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靠毛泽东思想打开聋哑“禁区”》等书名就突出了这一特点。所谓“一根针一把草”的群众运动,主要是与“反动学术权威”相对,而不是与西医西药相对;强调的是“群众”比专家高明,而不是中医比西医高明。而那时中医专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概率,肯定比“西医”专家更高。

具体到“疗法”上,那时的“新医”则提倡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勇闯“禁区”。尤其是后一提法几乎在新医疗法的每次成就宣传上都要提到。所谓破常规闯禁区绝不仅是对西医而言,中医的“禁区”被闯得更厉害。例如当时最有名的“新针疗法”之典型,就是在脊髓神经附近的敏感穴位,打破“旧针灸书”的禁忌不顾一切地往深里扎针。该典型人物在文章中把“专家权威”一概骂倒,说他们恶意设置“禁区”:“‘不治之症’实际上是不给治疗之症”。而他立下了悲壮的遗书,“冒生命危险”按毛主席的教导在自己身上试验,在“旧针灸书”规定不准扎针或只能扎几分的地方深扎了二寸五分,结果一举创造奇迹,让聋哑人喊出了“毛主席万岁”!这类报道很多。

文革后,这些“奇迹”多被正规医疗机构彻底否定为“伪科学、大骗局”。今天作为外行我无法判断其中的是非。但那时的这些宣传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当时自备有全套针灸、火罐等,劳动之余就热衷于按那些“新医”书的说法在自己身上做深扎、透穴、强刺激的试验。所谓透穴,就是用长针从身体一端的穴位直刺到另一端的另一个穴位,据说可以有神奇的疗效。这是过去的针灸典籍从不提的。可是当时有本“新医”书竟然提出头部和躯体也可以透穴,尽管是所谓的单侧横透,不是真的直扎穿透身体和脑袋,但也超过了我的想象,没敢尝试。但是四肢的透穴我是练习过无数遍的,如什么“内关”透“外关”、“间使”透“支沟”、“合谷”透“后溪”、“曲池”透“少海”、“悬钟”透“三阴交”、“阳陵泉”透“阴陵泉”等等。那时也是初生牛犊,一根长针从腿这边扎进去那边穿出来,老乡看得直咋舌,我还有点洋洋得意。可是有次公社的一个医生见了大惊,告诉我透针只能扎到对面皮下就打住,千万不能真的穿透出来,否则抽针时从体外带进细菌,引起深部感染就糟了。我听了真后怕,好在没有出事。可是当时那么多鼓吹透针的书,竟然没有一本提到这个禁忌!

当然像这样的运动也有一个效果,那就是在社会上推广了一些关于经络穴位的知识。我就曾一度把十二正经、奇经八脉的一大堆穴位都背的很熟,在自己身上练习之余,也就“无证行医”给老乡治病。探亲回家还试做过“电针机”。不过那透针什么的我只在自己身上扎,从没敢在人家身上显身手。但循规蹈矩地用针灸治别人也还多次获得效果,尤其腰腿疼之类,我觉得我的针灸还是有效的。

不过说实话,那时宣传“新针疗法”真有点不着边际,据说不但痢疾、伤寒乃至疟疾这类病原明确的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都可以治,甚至还可以用针灸治煤气中毒!作为疟疾患者,我至今记得书上说“间使”穴扎针可以治疟疾。可是我多次从“间使”一直扎透到“支沟”也没有“得气”过,患病时自然对它不抱希望。而在那个疫情严重的年代,我也确实没听说谁用针灸治过疟疾。

真正管用的还是“西药”的小药箱

但无论如何,那时“一根针”我们还是用过的。相比之下,“一把草”在我的记忆中就没起什么作用。我曾提到下乡前读过《中国土农药志》,但下乡后从未用过“土农药”。同样下乡后我看过很多中草药书,但实际用中草药的机会极少。其实,在连“赤脚医生”也没有的“城市老爷卫生部”(毛泽东语)时代,农民倒是只能用刮痧、捏脊、拔火罐和“一根针一把草”来自己对付疾病,那时经常可以见到老乡身上刮痧刮出的红条痕、额前火罐拔出的红印,以及灶边放着的药草。但“赤脚医生”出现后,他们主要用的就是那个小药箱,里面基本是常用西药。尽管当时能用的西药也很少很普通,但还是如前所述,长期缺医少药的农民对用药“很敏感”,没有城里和发达地区那么多的抗药耐药性,所以还是很管用。而那点可怜的工分补贴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像那首歌颂“赤脚医生”的歌中唱的那样)“踏遍青山尝百草”。我们那个丛林山区虽然到处是草药——例如前述的青蒿,而且我们也从中草药书中认得它们,但是从山上的“本草”到能服用的药却非常麻烦。例如那里随处可见何首乌、百部的藤蔓,但挖出深扎在石缝中的药用首乌根块并不容易,挖出来还要“九蒸十晒”,并非专职的农民医生谁有那功夫?有些草药可以鲜用,倒不那么费工,但又难以储存。村里的医生服务圈很小,各种疾病随机发生,种类多而概率小,谁能为十几户人备齐不知何时用到的各种草药?

倒是城里的大医院更有可能赶“一把草”的时髦,因为他们专门配备有采药制药的人力。同时他们服务人口多,可以置备较为齐全的草药房。而对村医来说,“一根针”放在小药箱中随时取用还可以,“一把草”则通常不过说说而已。我记得那时真正用草药的主要就是几次预防流脑、乙脑,上面通知让队里派工上山采集土黄连、贯众和青蒿熬大锅药汤让人人都喝。——据说青蒿能预防流脑,但是尽管人们知道“青蒿治疟”,那时预防疟疾却用的是西药乙胺嘧啶,没有用过青蒿。

关于文革时期医疗和“中西医之争”的一点看法

总之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根据“一根针一把草”的说法断言文革时期是中医的黄金时代,实在大谬不然。无疑,在那个盛行“群众运动”的时代,一方面“政治挂帅”造成的荒诞不经之事甚多,疟疾也因此大暴发;另一方面“灭疟大会战”也确实遏制了疫情的蔓延,使之重新下降,并在1980年代回复到文革前夕的水平。而“群众运动”中既出现了许多“伪科学、大骗局”,也传播了中医西医的知识。那些典型尽管把“旧针灸书”和“专家权威”说的一无是处,但他们编的书里仍然不能没有十二正经和奇经八脉,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在那个年月,恐怕不会连患四次疟疾,但没有这段经历我也不会去读那么些中草药和针灸书。

在那个农民没有国家福利、甚至分配体制明显具有“负福利”性质的时代,“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作为一种聊胜于无的替代,比“农民缺医少药”的“城市老爷卫生部”时代当然要好很多,广大的赤脚医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它和中医没多少关系,正如那时的抗疟与青蒿也没多大关系一样。

但这当然不会影响中国传统医学宝库中“青蒿治疟”遗产的意义。屠呦呦和他们的团队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这一宝贵遗产,历经几十年,终于在氯喹抗药性问题严重的今天成为人类抗疟的新希望。这当然是中国人的光荣。

至于青蒿素到底是西药还是中药,是西医还是中医的成果,我不认为这种争论有什么意义。屠呦呦用现代科学手段从青蒿中提取有效成分青蒿素,确实与过去西方科学家用现代科学手段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奎宁具有可比性。实际上,从植物中提取有效成分而得到的现代药物有很多,诸如金鸡纳碱(奎宁)、水杨酸、黄连素(小蘖碱)、麻黄素、东莨菪碱、秋水仙碱、毛果芸香苷、双香豆素等等,这些药物后来有的人工合成了,有的开辟了另外的来源,但是仍然保留了当初的名称以纪念当初的提取工作。人们记住了提取者的功绩,也继承了原植物药材发现的成果(尽管传统药材的发现者往往已经佚名),但很少有兴趣争论它们是否算“西药”、“西医”。其实,西方人自己并没有“西医”的概念,他们只有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的区别。古代西方的医学也是传统的,通常也用植物、矿物等自然形态的药材而不会提纯,他们的医学理论(如希波克拉底的“四液”说)尽管不讲“阴阳”、“经络”,但也是一些抽象而无法实证、却可以指导当时医疗实践的概念。这些遗产在现代科学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汲取和淘汰,盖伦治疗疟疾的放血疗法与葛洪“诸疟方”中的绝大多数方子一样都成了陈迹。西方学界通过授奖肯定了屠呦呦对现代医学的贡献,他们并不认为这种肯定会贬低“西医”,我们为什么要认为这种肯定只是褒奖“中医”?

至于“电炉做出的红烧肉不能说是西餐”之说,我只能说餐分“中西”是有意义的,而“医”分“中西”,我确实不知意义何在。中餐、西餐之分,体现的是口味偏好的不同,这种偏好无所谓科学,也没有进步落后之分,无非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可是青蒿素呢?难道是中国人爱用西方人不爱用的?难道它只能治“中疟”而不适用于“西疟”?医药学-生理学应该属于自然科学吧,既然是自然科学就应该有不分“中西”的客观性。对什么有效,与其他药物相比治愈率高低,应该是有不分中西的客观标准的。中国人与西方人对各门科学各有贡献,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领域也可以说是西方更先进或者中国更先进。但是如果数理化并不因此分为“中数”“西数”、“中理”“西理”、“中化”“西化”,如果祖冲之发现的并非“中国的圆周率”而牛顿发现的也并非“西方的力学定律”,为什么医学就要分“中西”呢?说“中国人祖冲之发现圆周率”,难道比说“祖冲之发现了‘中国的圆周率’”更有损于我们的自豪?同样,“中国人屠呦呦提纯了青蒿素”就足够令我们自豪,为什么非得改成“屠呦呦炮制了中药青蒿素”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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